；曾国藩搞‘私兵’，就算初衷是平乱，也会乱了‘军归中央’的根本，长远看是‘埋祸根’——治国靠‘制度’，不是靠‘个人’，再能的臣，也不能破了规矩。”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尊儒修身’之德可嘉，其‘失节保清’之愚当醒”

    “我以‘儒家正统、华夷之辨’为信仰，曾国藩以儒家思想治家、练兵，写《家书》传‘忠孝节义’，这份‘尊儒守道’的诚，比那些‘外儒内法’的官员强——他不像有的臣子‘空谈义理、行苟且事’，至少能‘以儒立身’，这点合我心意。

    但他‘帮清朝续命’是‘失节’，明朝亡于满清，本是‘夷狄窃据中华’，他却帮清朝平太平天国、压汉人反抗，这是‘助纣为虐’！我当年宁死不帮朱棣写登基诏，为的就是‘守正统、不妥协’；他倒好，为‘忠君’忘了‘华夷之辨’，就算做得再多，也只是‘清朝的鹰犬’，配不上‘儒家名臣’的称号。”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务实干事’之诚可佩，其‘制度之盲’之憾当叹”

    “我论‘天下兴亡’，主张‘改革需触根本’，曾国藩搞洋务、整吏治，想补晚清之缺，这份‘不空谈、重实绩’的劲，比那些‘漠视危局’的理学家强——他不像有的官员‘只知骂乱局、不干事’，是真能躬身入局，解当下之困，这点值得肯定。

    但他看不见‘制度之弊’，只在‘赋税、军事’上小修小补，不敢碰‘君主专制、土地兼并’的根本，就算‘一条鞭法’能富国库，也救不了‘百姓无地、皇权专横’的沉疴。我当年痛斥‘君主私天下’，就是知‘制度不变，乱局难止’；他倒好，把‘修修补补’当‘救亡’，这样的努力，终究是‘隔靴搔痒’，救不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