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最该学的——他治开封改诉讼、疏河道，不搞‘形象工程’，比那些‘只会写奏折唱赞歌’的庸臣强；他清廉自守、不徇私情，比那些‘贪腐误国’的贪官可靠。

    但他‘不懂变通’的毛病，在晚清行不通：晚清内忧外患，办洋务需‘联合各方力量’，若像他那样‘硬刚权贵、不顾平衡’，只会‘树敌太多’，连‘修铁路、办工厂’的事都办不成。我当年办洋务，一边‘务实干事’，一边‘安抚士绅’，才让事有进展。包拯的‘廉明’要学，但他‘一根筋’的做法得改——清官要‘想干事’，更要‘会干事’，才能在乱世中护得民生。”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护民’之节可赞，其‘治标’之失可鉴”

    “明末‘积弊’深重，我深知‘救天下需护民生’，包拯‘断案护民、惩贪保民’，这份‘以民为本’的节义，比那些‘空谈救国、漠视民生’的理学家强——他是‘真懂百姓苦’的官，不像有的官员‘只知盘剥百姓’，这才是‘为官之根本’。

    但他的作为终究是‘治标’：北宋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兼并、皇权过度集中’，他只在‘断案、惩贪’上发力，没敢碰‘制度根本’，最后也没能阻止北宋积弱。明末若只学他‘治标’，不‘改制度、均土地’，再多个包拯，也救不了天下。他的‘护民’之节值得赞，但他‘不敢触根本’的局限，更该让后世反思——救天下，需‘治标’，更需‘治本’。”

    韩非子（战国·法家代表）：“其‘惩贪’之能可赞，其‘恃刚’之失当戒”

    “我主张‘以法为治、术势并用’，包拯严办贪腐、不避权贵，符合‘法不阿贵’的原则，比那些‘徇私枉法’的庸官强——若让他管司法，能帮君主震慑百官，让律法落地，这是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