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而失败。明末若只学他‘治标’，不‘改制度根本’，再多次变法，也救不了天下。介甫的教训告诉我们：改革若不‘触根本、顺民心’，终究是‘昙花一现’。”

    曾国藩（晚清·名臣）：“其‘实干’之劲可学，其‘刚愎’之失当戒”

    “我办湘军、推洋务，靠的是‘扎硬寨、打硬仗’，王安石‘为变法熬心费力’，哪怕朝野反对也不退缩，这份‘实干不避难’的劲，跟我思路一致——他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是‘真刀真枪干实事’的官员，比晚清那些‘只会迎合的庸臣’强百倍。

    但他‘刚愎自用’的毛病，太误事：听不进司马光、苏轼的劝，把‘不同意见’当‘敌对声音’，最后‘孤立无援’；用吕惠卿这种‘小人’，却没察觉其‘争权之心’，最后‘新党’内斗，变法崩盘。我当年带兵，常听胡林翼、左宗棠的建议，哪怕意见不合也‘商量着来’；用人必‘观其品行’，绝不用‘投机取巧’之辈。介甫的经历证明：再大的理想，也得‘容人、识人’，不然‘独木难支’，终会失败。”

    荀彧（东汉末·曹魏谋臣）：“其‘忧国’之心可嘉，其‘背道’之过难容”

    “我一生守‘奉主匡扶汉室’之节，更信‘治世当循儒家礼法’。王安石倒好，放着‘仁政爱民’的传统不学，偏搞‘青苗法’‘市易法’，把官府变成‘放利的商人’，这是‘与民争利’，背离了儒家‘藏富于民’的根本。

    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更是大错——祖宗之法虽需调整，却不能全盘否定；天道民心虽需体察，却不能以‘变法’为名肆意违背。若他在曹魏，纵有‘理财’之才，我也绝不会让他掌政——怕他用‘强国’之名，行‘伤民’之实，最后动摇天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