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曹操权倾朝野，也未敢背离初心。狄仁杰先事李建成，再事武则天，虽称‘为天下安’，终究是‘择主而事’的变通——他若真有‘守节’之心，李建成死后，大可归隐山林，而非转身效力杀主之人。

    他断案安民、治边有功，这份‘能’确实难得，可‘臣道’的根本是‘从一而终’。当年我劝曹操‘勿称魏公’，是守君臣之礼；狄仁杰却在‘旧主已亡’后另事新君，纵有再多治绩，也难掩‘节亏’之过。若在我朝，这样的人可用其才，却不可付以心腹之任——怕他哪天见势不对，再改投他人。”

    范仲淹（北宋名臣）：“其‘忧民’之切，与我同频；其‘成事’之智，我当学之”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所求不过‘为君分忧、为民请命’，这与狄仁杰的初心不谋而合。他救豫州六百无辜、劝武则天停建浮屠，每一件事都围着‘百姓疾苦’转，这份‘不顾个人安危’的忧民心，比我当年戍守西北、推行庆历新政时的劲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刚柔并济’的智慧：面对酷吏不硬扛，留着命再做事；劝君主不硬争，用‘解梦’说透道理——我当年推行新政，若能学他这般‘变通成事’，或许能少遭些反对，让政策多帮些百姓。他是‘能臣’，更是‘智臣’，这份‘既守初心，又懂变通’的本事，值得所有为官者学。”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易主’之过，终难洗白；其‘安民’之功，不可否认”

    “我秉持‘君为臣纲’，建文帝待我恩重如山，就算朱棣以灭十族相逼，也绝不改‘忠臣不事二主’的节。狄仁杰倒好，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后事武则天，三次易主，还以‘为天下’为借口——若‘为天下’便可背弃旧主，那君臣之义、伦理纲常，岂不成了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