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防他——不是朕多疑，是江山安危容不得半分马虎！

    朕佩服萧何‘收存秦典’‘制定汉律’的本事——他知道‘治国要靠制度，不是靠蛮力’。朕登基后，让李善长主持编订《大明律》，让朱升整理全国户籍，就是学萧何的样子，想为大明打下‘制度根基’。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删了秦朝的苛法，加了民生条款，这点朕也学了——《大明律》虽严，却也规定‘民年七十以上，免徭役’‘禁止官员强占民田’，就是怕重蹈秦朝‘苛法亡天下’的覆辙。

    可朕也警惕萧何‘权太重’的问题。刘邦让萧何守关中，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甚至允许他‘自行征兵、筹粮’——这要是换了别人，早反了！萧何虽忠，可他的权力太大了，大到能左右汉朝的存亡。朕登基后，废丞相、设六部，就是怕再出一个‘萧何式’的权臣——相权太大，就会威胁皇权，就会有‘赵高乱政’‘王莽篡汉’的风险。李善长虽有萧何之才，朕却不敢让他像萧何那样‘独掌相权’，后来他因‘胡惟庸案’被牵连，也跟他‘权欲太重’有关。

    还有萧何‘助诛韩信’，朕觉得他做得对——臣子要‘忠君’，就要‘为君分忧’，就要‘除君之患’。韩信有反心，萧何帮刘邦除了他，这是‘忠臣该做的事’。朕当年杀胡惟庸、蓝玉，也是为了大明的安危，为了朱家的江山——若有臣子像韩信那样‘功高震主’，又像萧何那样‘有能力除患’，朕会重用他；可若有臣子像韩信那样‘有反心’，或像萧何那样‘权太重’，朕也绝不会手软。

    萧何是个好臣子，但他的时代过去了。朕的大明，不需要‘权倾朝野的萧何’，只需要‘忠于皇权、恪守本分的能臣’——这不是朕苛刻，是江山社稷，容不得半点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