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有相通之处——变革本就需这般勇气，方能破旧立新。

    可他的问题，在‘变革只重术，不重道’。他搞制度变革，却没配套民生改善；他强推集权，却用严刑峻法压制异议，最终让变革成了‘扰民之政’。吾推行青苗法、募役法，虽也遇阻力，却始终以‘利民’为根本，这便是吾与李斯的不同。变革当以‘利民安邦’为目标，若只为‘强君集权’，纵有一时之效，终会引发民怨，李斯的教训，吾在变法时时刻记着。”

    明末清初·顾炎武（思想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者）

    “李斯之错，在混淆了‘天下’与‘君主’的界限。他以为‘忠君’便是‘忠天下’，以为保住秦君的权位，便是保住天下的安定——可他忘了，君主无道时，臣子当以‘天下’为重，而非盲从君主。沙丘之变，他若能以‘天下苍生’为念，拒赵高、保扶苏，何至于让天下陷入战乱？

    吾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李斯把‘秦君之利’当成‘天下之利’，为保君主私权，不惜牺牲天下公利，这便是他最大的糊涂。为臣者，当以‘天下为公’为念，而非‘君为私’为忠，李斯若懂此理，便不会落个‘亡国之臣’的骂名。”

    近代·章太炎（思想家、国学大师）

    “李斯之于秦，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制度构建’，让秦从一个西陲小国，变成了一统天下的帝国——郡县制、文字统一，这些举措，不仅定了秦的根基，更定了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框架，此等功绩，堪称‘千古一相’。

    可他的‘法家极端化’，又毁了秦。他把商鞅、韩非的‘法治’，变成了‘严刑峻法’；把‘统一思想’，变成了‘焚书坑儒’，完全背离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初衷，成了‘暴政’的帮凶。

    李斯是个纯粹的‘技术型官僚’，有构建制度的能力，却无把握制度方向的格局——他能搭好‘帝国的架子’，却填不好‘民生的血肉’，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秦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