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其‘制度奠基’之功，改其‘酷法’为‘宽刑’”

    结束南北朝分裂、“重建制度”的杨坚，看管鞅带着“继承者”的认同与“革新者”的调整，他对高颎感叹：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让秦富，朕‘均田制’让百姓有地种；他‘行县制’强集权，朕‘废州郡县三级、设三省六部’，都是在他的制度框架上完善。但商鞅‘法酷’是大错——秦朝亡于‘民怨积深’，朕修订《开皇律》，废除‘连坐’‘黥刑’，就是要‘以法治国，更以仁安民’。他‘功高震主’被车裂，朕也防着：高颎你虽为相，却不能掌军权；杨素虽能打仗，却需朕亲自调遣，绝不让‘商鞅式权臣’出现。隋朝要做‘长治久安’的王朝，不能学秦国‘靠酷法强一时’。”

    他视商鞅为“制度先驱”，继承其“集权、重农”核心，却用“宽刑”修正其弊端，走“制度与仁政结合”的治国路。

    唐太宗李世民：“赞其‘变法强秦’之智，贬其‘刻薄寡恩’之弊；学其‘任贤’，避其‘君弱’”

    经历“玄武门之变”、靠“纳谏”稳民心的李世民，看管鞅，带着“君臣共治”的视角，叹道：

    “商鞅有‘经天纬地之才’，能让弱秦变强，这一点朕佩服——若大唐有这样的能臣，何愁突厥不灭、四海不平？但他‘刻薄寡恩’，是真的蠢：得罪贵族也就罢了，连太子的老师都敢处罚，就没想过‘君主换届’后的下场？魏徵你敢谏朕，却从不敢‘越权执法’，这才是贤臣该有的分寸。秦孝公‘举国托付商鞅’，看似信任，实则是‘君弱需臣强’，朕可不会这样：朕让房玄龄管行政、杜如晦定计谋、李靖掌军事，互相牵制，谁也不能像商鞅那样‘独掌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