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管仲明知齐桓晚年昏聩，却不早做打算，只在临终谏言，这是‘失职’！我主张‘行仁政，王天下’，管仲那‘霸术’，不过是‘以力服人’，终究不如‘以德服人’长久——他是‘霸者之佐’，绝非‘仁者之臣’！”

    他承认管仲的“功业”，却坚决批判其“背离儒家仁政”的路径，认为管仲的“务实”本质是“重利轻义”，与儒家理想背道而驰。

    三国

    周瑜（东吴大都督，军事家）：“其兵略可鉴，其魄力当学”

    周瑜在辅佐孙权谋划“联刘抗曹”时，与鲁肃谈及管仲的军事智慧，语气中满是“军事家的共鸣”：

    “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将百姓编为‘轨、里、连、乡’，平时务农、战时为兵，这是‘兵民合一’的精髓——既保证兵源不缺，又让士兵熟悉配合，比单纯‘强征壮丁’强百倍！我在东吴训练水军，也让士兵‘农闲时练兵，农忙时耕种’，既不耽误农时，又能提升战力，用的就是他的思路。他‘北伐山戎、南征楚国’，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伐山戎前先探清地形，征楚国前先找‘不贡包茅’的道义借口，这是‘谋定而后动’——如今曹操率百万大军南下，我们不能硬拼，得像管仲那样‘找时机、借外力’（联合刘备），才能以少胜多。只是管仲有齐桓‘绝对放权’，我虽得孙权信任，却仍有张昭等文臣质疑‘抗曹’，若能像管仲那样‘掌绝对军权’，何愁曹操不破？”

    他从军事家视角点赞管仲“兵民合一、谋定后动”的策略，更羡慕其“掌军权无掣肘”的境遇，暗合自己“联刘抗曹”需“集中兵权”的诉求。

    唐朝

    柳宗元（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制度可嘉，其局限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