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的游牧部落’（准噶尔、回部），朕比他更‘费功夫’。

    他创‘皇帝’称号、立‘郡县制’，为帝制定了基调；朕沿其制，却进一步‘强化集权’——设军机处，让大臣‘跪受笔录’，所有权力都归朕一人；搞‘改土归流’，把西南土司换成流官，彻底实现‘中央直管’，比他‘集权更彻底’。他‘统一文字、度量衡’，是‘基础操作’；朕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既统一思想，又保存典籍，比他‘更懂文化治理’——他靠‘焚书’硬来，落下骂名；朕靠‘修书’软推，既拢住读书人，又暗行‘思想管控’，论‘手段高明’，他不如朕。

    他‘严刑峻法’，靠‘暴力’维持秩序；朕‘宽严相济’，既用《大清律》严惩贪官（如杀国泰、王亶望），又用‘蠲免钱粮’（五次全免全国赋税）安抚百姓，论‘治世手腕’，朕比他‘成熟’。他修长城、开灵渠，耗空民力；朕修圆明园、下江南，虽也耗钱，却懂得‘量力而行’（用内务府盈余，不加重百姓赋税），论‘民生考量’，他不如朕‘有心’。

    他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却让秦朝二世而亡；朕缔造‘康乾盛世’，让清朝延续近三百年——可见‘开创制度易，守住制度难’。他是‘帝制的开创者’，为后世帝王搭好了舞台；朕是‘帝制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舞台上把‘盛世’演到极致。不过朕也得承认，没有他的‘大一统’框架，朕也没法安心搞‘盛世’——他是‘栽树的人’，朕是‘乘凉的人’，只是他栽树时太急，没给树浇水施肥，让树早早枯死；朕乘凉时懂得‘养护’，才让树长得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