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驰道、直道，是为了让军队能快速调动，若某地叛乱，军队半年才能赶到，天下早已大乱；开灵渠，是为了平定百越，将岭南纳入华夏版图，让那里的百姓脱离“刀耕火种”，融入文明——这些基建，哪一项不是为了“后世安稳”？

    后世只说“秦亡于暴政”，却不提秦二世胡亥、赵高如何败坏朕的基业。朕死后，赵高伪造遗诏杀扶苏、立胡亥，胡亥继位后，不仅延续徭役，还滥杀无辜，连李斯都被腰斩，这才让百姓忍无可忍。若扶苏继位，以其仁厚，必能减轻徭役、缓和律法，秦朝何至于二世而亡？后世将“亡秦”之罪全算在朕头上，实为“以成败论英雄”，对朕不公！

    “焚书坑儒”是朕最受诟病之处，后世儒生骂了朕两千年，却没一个人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朕“焚书”，不是要烧掉所有书，而是要烧掉那些“以古非今”的书——当时儒生拿着《诗》《书》，天天说“今不如昔”“分封制比郡县制好”，百姓听了，对朝廷新政产生怀疑，官吏听了，对推行郡县制犹豫不前，这样的“思想混乱”，如何能让天下一统？

    朕保留了医药、卜筮、农学之书，这些书能治病、能种田、能指导生产，是“有用之书”；而那些儒生推崇的“百家之言”，大多是空谈理论，解决不了秦朝初立的实际问题。朕让李斯将六国史书、诸子百家之书藏于咸阳宫，只烧民间私藏之书，本是想“先统一思想，再慢慢整理典籍”，却被后世说成“毁灭文化”——若真要毁灭文化，朕为何要让李斯作小篆，统一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根，朕保住了根，却被骂“刨了文化的土”，何其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