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这不是‘规范行政’，是‘给皇权套枷锁’！朕用卫青、霍去病，说打匈奴就打匈奴，从无大臣敢掣肘；杨坚想推行政策，还得看三省脸色，这般‘分权’，纵有贤君，也难成大事！”

    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废太子刘据，对杨坚废长立幼的悲剧感同身受却更怒其不争：“朕废太子，是因‘巫蛊’疑案，虽有错却非‘听信谗言’；杨坚倒好，仅凭独孤皇后几句‘杨勇奢侈、杨广孝顺’的话，就废黜嫡长子，立个‘矫饰伪装’的杨广——杨勇纵有小过，却‘性宽厚’，若继位必能守成；杨广登基后修运河、征高丽，把‘开皇之治’的家底败光，比朕晚年的‘穷兵黩武’更甚！帝王立储，当‘观其行、察其心’，岂能被后妃、权臣牵着鼻子走？杨坚这一错，让隋朝成了‘短命王朝’，简直是‘昏君之举’！”

    李世民亲历“玄武门之变”的权力厮杀，既重“文治武功”的平衡，又懂“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对杨坚的评价会带着“同类帝王”的审视，辩证看待其得失。

    对杨坚灭陈统一全国，结束南北分裂，李世民抚掌称：“朕当年平定东突厥、高昌，拓展大唐疆域，为的是‘四夷臣服、天下一统’；杨坚面对北齐、南陈对峙的局面，先稳固北方，再派杨广南下灭陈，仅用四个月就定江南，比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更直接，比北周武帝‘灭佛强兵’更彻底——‘统一’不仅靠武力，更靠谋略，杨坚‘先北后南、先易后难’的战略，与朕‘先平内乱、再御外侮’的思路如出一辙，皆是‘审时度势’的明君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