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马援北击匈奴、西平羌乱，靠的是‘兵精将勇’；赵匡胤却把武将当‘洪水猛兽’，拆分权柄、压制武将，让军队连‘保家卫国’都做不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帝王可以‘不好战’，但不能‘不善战’，赵匡胤为防武将叛乱而自废武功，简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世民亲历“玄武门之变”的权力厮杀，既重“文治武功”的平衡，又懂“集权与分权”的尺度，对赵匡胤的评价会带着“同类者”的审视。

    对赵匡胤在“主少国疑”时趁机夺权，李世民坦言：“朕当年杀建成、元吉，也是因‘储位之争，不死不休’；后周恭帝年幼，太后无治国之才，朝堂混乱，赵匡胤身为禁军统帅，若不夺权，要么被其他将领取代，要么让后周江山落入他人之手——‘乱世之中，强者得天下’，赵匡胤的选择，与朕当年‘先下手为强’本质相同，皆是‘为安天下而不得不为’。”

    对其“黄袍加身”的被动姿态，也会会心一笑：“‘被迫’继位不过是帝王的体面，朕当年‘玄武门之变’后，也需李渊‘主动’传位，这层窗户纸，帝王都懂。”

    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重视文官（如房玄龄、杜如晦）的作用，对赵匡胤“重文抑武”“扩大科举”会深表认同：“朕设科举、重谏臣，为的是‘以文治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赵匡胤‘不杀士大夫’，让文人敢直言进谏，又通过科举选拔寒门才子，打破世家垄断官场，这与朕‘广纳贤才、共治天下’的思路一致。五代十国武人跋扈，百姓苦战乱久矣，靠文官治国稳定内政，是‘止乱求治’的良策。

    李世民以“天可汗”之名震慑四方，靠的是“强兵与谋略并重”，对赵匡胤拆分兵权、导致“将不识兵”摇头：“朕设府兵制，让将领平时练兵、战时统兵，既防武将专权，又保军队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