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帝武媚娘下诏，辍朝七日，举国哀悼，追赠李瑾为太师、上柱国、梁国公（因其祖籍陇西，追封古梁国之地），谥号“文正”（经纬天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极尽哀荣，葬礼规格比拟亲王。然而，无论是朝野的哀痛与追思，还是某些角落里难以抑制的窃喜与观望，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一个时代，随着李瑾的离去，正在缓缓落下帷幕。而他临终前极力推动的《大周盛世宪章》，其未来命运，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巨大的不确定性。
李瑾去世前，宪章的起草工作在狄仁杰的主持下艰难推进。虽然皇帝对“政事阁”的构想给予了原则性认可，但对具体条款中可能限制皇权的表述（如“必须”、“方可”）有所保留，要求“再行斟酌”。狄仁杰等人不得不再次投入繁复的修订、妥协与文字打磨中。然而，真正的考验，并非完全来自朝堂的争论或皇帝的保留，而在于未来的继承者——太子李显（此时应已改名武显，或仍称李显，为方便叙事，此处仍用李显）的态度。
李显，这位几经废立、性情在长期的惶恐压抑中变得有些优柔甚至懦弱的太子，此刻正身处巨大的矛盾与不安之中。一方面，他为李瑾的去世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对这位曾教导、辅佐他多年的“内相”的哀悼与感激，也有一种莫名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毕竟，李瑾的存在，如同祖母武媚娘一样，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象征着绝对的权威和深不可测的智慧。另一方面，更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正是那份正在起草、据说旨在“约束皇权、明确权责”的《宪章》。
东宫，崇文馆。烛火通明，李显屏退了左右，只留下最亲信的太子洗马（后为避讳或改名，此处仍用旧称）和几位心腹侍读。他面前摊开的，正是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狄仁杰私下送来征求意见的某些不涉核心争议的章节草稿）收集来的、关于宪章草案的零散信息、朝中重臣们的争议要点，以及母亲对此事态度的传闻。
“殿下，”太子洗马忧心忡忡地低语，“此宪章之议，非同小可。观其要旨，虽曰‘臣民权利’、‘律法为本’、‘中枢辅弼’，然字里行间，皆有限制君权、分皇帝之柄的意味。尤其这‘政事阁’，竟欲对重大政务有‘先议’之权，长此以往，恐有‘政出于阁，而君拱手’之患啊！”
另一位侍读也道：“李相……梁国公临终所虑，固是为国为民，其心可昭日月。然其所倡宪章，多引三代之治、圣王垂拱，实则……颇有循古改制、以臣限君之嫌。殿下承嗣大统在即，若受此宪章约束，将来施政，岂非处处掣肘？若后世子孙有不肖，或权臣当道，借此宪章架空君上，又当如何？”
李显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敲击。他并非蠢人，只是长期生活在强势母亲的阴影下，养成了谨小慎微、缺乏主见的性格。他当然渴望权力，渴望那种“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帝王威仪。然而，他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皇权的可怕与无常——他经历过被废、被囚禁、朝不保夕的日子，亲眼见过母亲如何运用权术驾驭群臣、扫清障碍。他内心深处，对不受限制的皇权（尤其是当这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时）也怀有恐惧。李瑾提出的宪章，试图给皇权套上笼头，这让他本能地感到不适，觉得束缚；但另一方面，这笼头或许也能防止自己将来犯错，或者……防止再出现一个像自己母亲那样乾纲独断、甚至可能废立皇帝的强势人物？
“狄相、宋相、张相，皆朝廷重臣，国之栋梁，他们……似乎颇为赞同此宪章？”李显迟疑地问。
“正是。”太子洗马点头，“狄相主持起草，宋相、张相力挺。他们皆言，此宪章乃为保江山永固，防后世昏暴，使政事归于常道，非为掣肘明君。且陛下……似乎也已首肯。”
听到母亲也已“首肯”，李显的心更是往下沉。母亲同意了？母亲那般强势、睿智、掌控一切的人，竟然会同意制定一部可能限制皇权的宪章？是她真的认为此宪章利大于弊，还是……另有什么深意？是对自己这个太子、未来皇帝的某种不放心？还是为身后政局预作安排？
“殿下，”一位年纪稍长、性格沉稳的侍读斟酌着开口，“臣以为，此事需从长计议。梁国公遗愿，陛下默许，狄宋张诸公支持，此宪章之议，已成大势。殿下若断然反对，恐拂逆圣意，亦伤老臣之心，于殿下之声望不利。然若全盘接受，确对将来施政有所约束。不若……静观其变，待草案完备，朝议之时，再行斟酌。其中关键条款，如‘政事阁’权限、‘必须’、‘方可’等措辞，可设法斡旋，使其既存约束昏暴之形，又不碍明君治国之实。”
“如何斡旋？”李显追问。
“譬如，”侍读低声道，“可强调皇帝对政事阁人事之绝对任免权，阁臣议事，皇帝可随时召问、否决，甚至解散重议。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