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内阁成员，自当由陛下乾纲独断，从现任宰相及德高望重、才具出众之部院重臣中简拔。其去留升降，一出于上。并可定下规矩，如阁臣任期、轮值、议事事程、决策记录等，使其运行有章可循，有迹可查，防止专权。”
“其四，”狄仁杰加重了语气，“此内阁之设，核心在于‘集体议事，分工负责’。重大决策，需经阁议多数通过，记录在案，共同署名。如此，可防个人专断，亦可使决策更为审慎。若决策有误，亦非一人之责，而是内阁集体之过。此于国于臣，皆为保全之道。”
他试图将“内阁”描绘成一个高级的、制度化的“顾问班子”和“协调机构”，强调其“佐治”、“统筹”、“集议”功能，淡化其“分权”色彩，并强调皇帝对内阁成员的绝对控制权和最终决策权。
然而，反对者并未被完全说服。那位谏议大夫冷笑道：“狄相所言，看似周全。然请问，若内阁‘集议’之后，形成决议报于陛下，陛下是准，还是不准？若准，则内阁之议即成国策，其权岂小？若常不准，则内阁形同虚设，设立何益？此中分寸，如何把握？再者，若遇陛下与内阁意见相左，又当如何？是陛下屈从内阁之议，还是内阁遵从陛下之意？若陛下乾纲独断，否决内阁之议，则内阁权威何在？日后还有何议政之必要？”
这是最核心的矛盾：在皇权至上的前提下，任何常设的、拥有决策建议权的机构，其权威都来自于皇帝的认可和让渡。皇帝愿意让渡多少，这个机构就能有多大权力；皇帝一旦收回，这个机构就可能沦为摆设。李瑾和狄仁杰希望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将这种“让渡”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下来，形成惯例甚至“祖制”，从而对后世君主形成约束。但这在本质上，依然是试图用“制度”来约束“皇权”，其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的精巧、皇帝个人的意愿，以及后世君臣之间的博弈。
争论从清晨持续到深夜。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有人以周公有“吐哺”之劳、汉有丞相“总领百官”为例，说明贤相辅政之重要；有人则以西汉霍光、东汉梁冀等权臣为例，警示相权过重之祸。有人强调效率与稳定，有人则更看重制衡与安全。
宋璟和张柬之是内阁构想的重要支持者，他们从李瑾的理念出发，认为这是防止后世昏君庸主乱政、保持政策连续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但他们也意识到，在当前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下，一步到位设计一个拥有实权的内阁是不现实的。他们更多地与狄仁杰配合，试图在框架设计上，增加一些对皇权的隐性制约，比如规定某些特定事项（如修改律法、重大人事任免、巨额财政支出、对外宣战等）必须经过内阁“详议”并提出明确方案，皇帝才能决策；比如规定内阁会议记录需存档备查，等等。
反对者则寸步不让，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削弱皇帝“乾纲独断”权力的条款，坚持认为所有国家大事的最终决策权必须毫无保留地、明确地归于皇帝一人，内阁只能“参谋”、“建议”，不能“决议”，更不能有任何程序性权力来限制皇帝的最终决定。
激烈的争吵甚至传到了宫外，一些消息灵通的官员开始私下议论，流言蜚语渐起。有说李瑾欲在死前架空皇权，有说狄仁杰等人欲借“内阁”之名行“寡头”之实，更有甚者，将此事与武周代唐的旧事联系起来，暗指有人想仿效当年“北门学士”之类的内廷机构，以新的形式操控朝政。
压力，最终传导到了狄仁杰身上，也必然传到了深宫之中的武媚娘耳中。
数日后，一份经过反复拉锯、妥协、修改的《宪章》草案“政体篇”初步形成，其中关于中央行政体制的条款如下：
“国宪第四：中枢辅弼。天子总理万机，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理出令、封驳、执行之职，相互维系，共成政事。为协和鼎鼐，咨诹善道，特于禁中设政事阁（避开了更具现代色彩的“内阁”一词），以首席宰相（或特旨钦定之重臣）领衔，遴选现任宰相及德才兼备之部院重臣若干人入值，佐天子，平章政务，共议国是。
国宪第五：阁议之制。凡日常政务，由相关部院先行拟定条陈，呈送政事阁。政事阁定期集议（如常朝之后），详加商讨，可召相关有司问对，务求斟酌尽善。议定之后，形成阁议纪要，条陈数种可行之策及其利弊，或单一建议，附以详实理由，奏请圣裁。天子览阅阁议纪要，可采纳其一，可指示修改，亦可另作裁断。阁议成员需于纪要署名，以明责任。
国宪第六：大事共议。凡涉修订律令格式、增减赋税、重大工程、重要边疆策略、高级官员（如三品以上）任免、巨额国库支出等事关国本之重大事宜，必须经政事阁详议，阁议成员需充分发表意见，记录在案，并形成明确之建议方案，方可奏请天子最终裁决。非经阁议，相关部院不得擅自施行。
国宪第七：记录与传承。政事阁会议，需由专人记录议论要点、各方意见及最终建议，形成阁议档案，密封存档，以备查考。天子对阁议之裁决及理由，亦需记录明确。此档案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