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公，”狄仁杰再次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目光依旧坚定，“李相于病榻之上，念念不忘者，乃防后世昏暴之君，滥权祸·国。其心可悯，其忧深远。此‘律法为至高’之条，立意正在于此。然，如何表述，既能彰显律法之尊严、规范权力之行用，又不损及君王必要之权威与临机决断之能，此乃我辈当下之要务。”
他拿起笔，在面前的纸上边写边说：“或可如此措辞：‘国家设律立制，所以定分止争，禁暴止邪，期于至公。天子奉天承运，统御万方，为律法之本源，亦当率先垂范，严遵律制。凡常行政务，赏功罚过，皆需明依律令，以昭公允。’此处强调皇帝是‘律法本源’，同时‘率先垂范’，既维护了皇权的至高起源，又提出了‘垂范’的期望。”
“至于特旨，”狄仁杰继续道，“可写：‘若遇军国急务、非常之事，需出律外以为权宜，天子可颁特旨。然特旨之行，当经中枢重臣（如宰相、相关衙门）咨议附署，明示情由，并酌情著为令、格、式，补律之未备，以期垂范久远。’如此，既承认皇帝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权，又强调了需经咨询、明示理由，并可适时将合理特旨上升为补充性法规，而非随意性的个人命令。”
这个修改方案，巧妙地将“皇帝需依法”的刚性要求，软化成了“皇帝是法源”+“率先垂范”的道德倡导；将“不得违背成法”的绝对禁令，转化为了对“常行”事务需依法、“非常”事务可权宜但需规范的程序性要求；将可能具有“驳回”意味的“三省复议”，改为了更柔和的“咨议附署”。虽然核心精神——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对皇权的程序性制约——依然存在，但表述上圆滑了许多，更符合当时的认知和政治语境。
“即便如此，‘率先垂范’、‘咨议附署’等语，亦前所未有啊！”仍有保守派官员摇头叹息。
“此乃祖宗成法之精义所在！”一直沉默的宋璟忽然开口，他目光炯炯，扫视众人，“《贞观政要》载，太宗皇帝有言：‘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又言：‘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轻出。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陛下永昌初年，亦曾下诏：‘朕深居九重，不能遍览天下事，故委任群臣，欲其各司其职。自今以后，诏敕有不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可见，明君圣主，无不重法、慎令，不恃私意。今将‘重法、慎令、咨议’之圣君美德，明载于宪章，以为后世法，正是光大帝王之道，何来束缚之说？乃是为后世君王立规立矩，使其远离奸佞，近贤臣，行正道！”
宋璟不愧是文坛领袖、政坛老手，一番话引经据典，将李瑾、狄仁杰那带有制约意味的理念，包装成了对“圣君之道”的总结和对后世帝王的“规劝”与“保护”，一下子提升到了道德和****的高度。
反对者一时语塞。从太宗、到本朝皇帝，确实都有重视法律、不专恃私意的言行，将其总结、升华，写入宪章，似乎也说得过去。虽然“咨议附署”仍让他们觉得刺眼，但比起最初草案的“不得违背”、“需经复议”，已经温和了许多。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天。从清晨到日暮，厅堂内的灯火早早点燃。激烈的辩论、反复的推敲、小心翼翼的妥协……最终，在狄仁杰的主持和宋璟等人的支持下，关于“律法地位”的核心条款，以狄仁杰修改后的版本为基础，略作调整，勉强获得了多数参与起草者的默许。虽然仍有如崔日用等少数人坚决反对，拒绝在相关条文上署名，但大势已定。
定稿的条文如下：
“国宪第一：律法为本。律令格式，国之纲维，定分止争，禁暴安良，期于至公。天子受命于天，总理阴阳，为律法之原，万民之极，当率先垂范，恪守律制，以彰至德，以率天下。凡常行赏罚，生杀予夺，务依明律，以成信典。
国宪第二：诏敕之制。天子诏敕，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凡涉国家常典，民生利病，皆需详稽律令，斟酌时宜。若事出非常，情属权宜，需有特旨，当付中书、门下及有司详议附署，明示事由，务求允当。所颁特旨，可著为令、格，补律之未备，俾使有所遵行，勿使朝令夕改，以失民望。
国宪第三：慎刑恤狱。刑罚之设，所以惩恶，非以逞私。天子体上天好生之德，慎用刑典。凡狱讼，需经有司推勘，证据确凿，方许定谳。非依律明条，不得滥施刑戮。御史、谏官，得风闻奏事，监察刑狱，以防冤滥。”
条款依旧充满了限制词和模糊空间，但“律法为本”、“率先垂范”、“恪守律制”、“务依明律”、“详议附署”、“明示事由”、“勿使朝令夕改”等词句，已然将“法律应有权威”、“皇帝权力行使应受一定程序约束”的理念，以一种相对能被接受的方式，嵌入了这部《宪章》草案之中。尤其是“国宪第一”开宗明义将“律法”定为“国之纲维”，并将其置于“天子”之前（虽然后面立刻补充天子是“律法之原”），这本身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