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官府如何行事，此非束缚朝廷手足，助长刁·民气焰耶？长此以往，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矣！”他的反对最为激烈，直接从儒家纲常和统治根本的角度予以否定。
狄仁杰，更为务实，也更具政治智慧，他的反对显得更“理性”：“陛下，臣以为，治大国如烹小鲜，贵在因时制宜，权衡变通。明文定制，固然有其好处，可示天下以公，可防微杜渐。然，法条死，人事活。若遇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固有之条文反成桎梏，束缚陛下英明决断。且此类涉及根本之条文，一旦颁行，即成祖制，后世子孙，无论贤愚，皆需遵循，若有不适，改动极难，反生更大弊端。况，设立咨议之机构，人员如何遴选？其言若与圣意相左，是听还是不听？听，则有损君威；不听，则定制形同虚设，反招非议。此非善法，实乃以虚文乱实务也。”他指出了制度僵化的风险、执行中的困难，以及可能引发的政治尴尬。
刘祎之则从经典和史实中寻找依据：“陛下，三皇五帝之时，垂拱而治，法乎自然，未有如此繁琐之制。周行封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至春秋，礼崩乐坏。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制不足以御奸。治国之本，在德不在法，在人不在制。陛下圣明，群贤辅佐，自然海清河晏。若寄望于一二纸上条文，恐是舍本逐末，更易为巧言令色者所乘，借‘定制’、‘民权’之名，行营私乱政之实。臣观历代变法，如王莽、王安石者，其初岂不美哉？然终究扰民害政，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他将李瑾的构想与历史上失败的“变法”类比，强调“人治”优于“法治”，道德教化重于制度约束。
三人的意见虽有细微差别，但核心高度一致：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以成文规则系统性地约束皇权、规范最高决策流程的尝试。他们认为这是对君主权威的削弱，是对现行有效体制的干扰，是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武媚娘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重臣们的反应，印证了她内心的判断，也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李瑾这些想法所面临的，是何等坚固的壁垒。这壁垒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虽然也有），更是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人治”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君主、大臣还是普通士人，普遍相信“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将国家治理的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的出现，而非制度的完善。儒家思想虽然也讲“礼法”，但“礼”的本质是等级秩序，“法”主要是治民工具，从未将最高统治者本身置于法律的明确约束之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延伸）。皇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是维系整个帝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石，不容置疑，更不容分割。
官僚集团的保守性。现有的官僚体系，是在现行皇权至上的框架下形成并运转的。他们已经适应了这套规则，熟悉了如何在这套规则下生存、晋升、行使权力。任何重大的制度变革，都意味着权力格局、利益分配和行事规则的重新洗牌，必然触动无数人的既得利益，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反弹。即便是那些相对正直的官员，也本能地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性，对未知的变革充满疑虑和恐惧。李瑾构想中的“咨政机构”、“公推程序”，直接挑战了现有的宰相制度和皇帝独断的人事权，必然遭遇整个官僚系统的隐性抵抗。
社会基础薄弱。此时的大唐，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主体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政治意识淡薄，最大的诉求是轻徭薄赋、吏治清明、生活安定，而非参与政治、限制皇权。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阶层虽然有所壮大，但远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其利益诉求更多地依赖于与官府、权贵的私人关系，而非普遍性的权利保障。缺乏一个广泛而有力的、要求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市民社会或中间阶层，任何试图约束皇权的制度设计，都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能依赖于统治阶层内部的“自觉”或“开明”，脆弱不堪。
李瑾的想法，是试图在七世纪的土壤上，提前播种一颗属于近代的种子。这土壤——以绝对皇权为核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粘合剂、官僚体系高度依附的传统帝制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其生根发芽所需的养分、空气和空间。
听完重臣们的意见，武媚娘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散了。她清楚地认识到，李瑾的构想，在理论上或许有闪光之处，指出了某些长远问题，但在现实中绝不可行。强行推动，不仅会动摇她的统治根基，引发朝野震荡，更可能将帝国拖入不可预知的混乱。她需要的是稳定，是权力的平稳交接，是“永昌盛世”的完美收官，而不是一场充满风险、胜负难料的政治实验。
她没有就“建言大纲”本身直接表态，只是淡淡地说：“诸卿所言，老成谋国。治国之道，贵在务实，贵在因时制宜。前朝旧制，本朝成法，乃经数代贤君能臣斟酌损益而定，不可轻动。些许书生之见，或有一得之愚，然不可本末倒置。当前要务，在于持盈保泰，稳定为先。那些虚妄之论，不必再提。”
一锤定音。她以“务实”、“稳定”为名，彻底否定了李瑾构想付诸实践的任何可能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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