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了塑造我们‘公正、懂艺术、与卑鄙小棒棒划清界限’的高姿态。”铃木解释道，“同时，向华夏释放足够的‘善意’和‘尊敬’，把他们的情绪从‘对敌’部分转移到‘被认可’的愉悦上，至少，降低直接敌意。”
“第二步，”他继续道，“官方沟通。由文化厅长官亲自向华夏文化部发出贺信，祝贺他们在汉城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用词要……嗯，学习华夏古代外交文书，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什么‘友好邻邦，文化同源’，什么‘仰望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心向往之’。总之，怎么肉麻怎么来，怎么谦卑怎么来。
然后，在信的末尾，‘非常遗憾且羞愧地’提出，鉴于华夏代表团展现出的艺术水准如此之高，远超我方预期，我方深感自身准备严重不足，仓促接待恐玷污如此高水平的艺术交流，更恐怠慢了远道而来的大师们。因此，‘恳请’华夏方面谅解，将原定于三月下旬的交流活动，推迟三个月，以便我方‘充分准备’，‘以最诚挚的姿态迎接华夏文化使者’。”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有人觉得这姿态未免太低，有些屈辱；但也有人眼睛亮了，觉得这或许是眼下唯一的缓兵之计。
“他们会答应吗？”有人问。
“大概率会。”铃木笃定地说，“华夏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更讲究‘以德服人’。我们摆出如此低的姿态，如此‘诚恳’地承认不足、请求时间准备，他们若断然拒绝，反而显得气量狭小、咄咄逼人，不符合他们一贯宣称的‘大国风范’。国际上也会觉得他们得理不饶人。这是阳谋。”
“那三个月后呢？”小林启介追问，“三个月，我们能准备出足以抗衡他们的阵容和作品吗？”
铃木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平静无波：“三个月后，自然有三个月后的说法。也许，我们突然发现，需要更深入地‘钻研学习’华夏某位大师的技法，时间还是不够；也许，国内突然发生了需要举国关注的‘自然灾害’……总之，理由总是有的。
关键是，我们要把‘谦卑好学’、‘力有不逮’的姿态做足，把‘拖延’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拖到华夏民众的热情自然消退，拖到国际关注点转移，拖到……或许出现新的变数。”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一种冰冷的现实：“别忘了，我们的西方‘盟友’们，会乐于见到一个持续强势、在文化领域也展现碾压姿态的华夏吗？他们不会永远坐视。迟早，他们会需要有人站出来，去试探，去消耗，去当‘出头鸟’。到那时，压力自然会转移。而我们……只需要保持足够的‘谦卑’和‘虚弱’，让这只‘出头鸟’的角色，稳稳地落在……该落的地方。”
会议室内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所有人都听懂了铃木的潜台词：牺牲小棒棒，保全自己；利用华夏的“礼”与“德”，行拖延苟且之实；等待西方主子施加压力，让别人顶到前面去。
无耻吗？或许。但对于一个骨子里信奉“生存至上”、“实用主义”、“畏威而不怀德”的民族来说，这不过是又一次将“隐忍”与“狡黠”发挥到极致的常规操作。面子？在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和可能的文化惨败面前，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那么，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良久，田中弘一教授叹了口气，仿佛苍老了十岁，“只是……经此一事，我东亚文化圈，恐怕再无宁日了。华夏这条巨龙，已经彻底醒来，并且亮出了爪牙。我们……好自为之吧。”
计划迅速执行。
接下来的日子，华夏民众和网友惊讶地发现，东京那边的舆论风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小本子主流媒体一改之前或沉默或暧昧的态度，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汉城音乐交流盛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华夏艺人的惊叹与赞美。
“震惊！华夏音乐艺术的深度与广度远超想象！”
“张凡：千年一遇的音乐奇才，他的《夜曲》让我彻夜难眠！”
“从《百鸟朝凤》看华夏民间艺术的蓬勃生命力！”
“陆雪晴：跨越语言的情感力量，国际巨星的风采！”
同时，对小棒棒国的批评也不留情面：
“耻辱！论小棒棒国如何用卑劣手段玷污艺术圣殿！”
“短视的胜利？小棒棒国娱乐圈亟需反思职业操守！”
“东亚文化之耻？论小棒棒国某些艺人的狭隘与无知！”
这些报道被迅速翻译回流回国内，让华夏网友们看得既舒爽又有些别扭——小本子这次怎么这么“明事理”了？夸得还挺到位？
紧接着，华夏文化部收到了来自小本子文化厅长官亲笔签名的、措辞极其谦恭甚至肉麻的贺信。信中引经据典，大谈“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刻意忽略历史修改部分）、“对华夏文明久仰如滔滔江水”，盛赞汉城之行的艺术成就“光芒万丈，照亮了整个东亚的文化天空”，然后话锋一转，以“学生面对宗师般的惶恐与不安”，恳请将东京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