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官场和士林对此事的反应，大多是惊愕与冷眼旁观。
在他们看来，林凡此举过于酷烈，有伤斯文，是典型的酷吏行径。
一个靠着陛下恩宠，便敢于践踏百年传统的年轻人，注定走不长远。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
风向的转变，是从京城大大小小的酒楼茶肆开始的。
望江楼，京城最有名的文人雅集之地。
往日里，这里的客人高谈阔论，不是品评一首新词的意境，就是探讨某篇骈文的对仗是否工整。
今日，气氛却有些不同。
一名穿着锦袍的年轻士子，刚刚念完自己新谱的一首七言律诗，诗中描绘了秋日登高，望断天涯的苍凉与孤寂，辞藻华美，意境悠远，引来几声零落的叫好。
放以前，这足以让他成为全场的焦点。
可今天，他话音刚落，邻桌一个穿着洗得发白青衫的寒门学子，便放下茶杯，朗声问道：“兄台此诗，格律工整，意境亦是不俗。只是小弟有一事不明，敢问兄台，登高望远，可见我大乾北境，今秋是否丰收？可见我大乾东海，渔船可曾满载而归？”
那锦袍士子一愣，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诗者，言志也，咏物也，抒怀也。岂能与钱粮渔获这等俗物混为一谈？”
“哦？”青衫学子笑了，“林总纂在明伦堂曾言，‘文，是工具！是让我们看懂世界的工具，是让我们改造世界的工具！’我辈读书人，若连天下百姓的吃穿用度都不关心，我们的‘志’在何处？我们的‘怀’又为谁而抒？”
“林总纂还说，‘一个学者的笔，应当能上书庙堂，献治国之策；亦应当能下到田埂，算清楚一亩地能产多少粮。’兄台的笔，离天上的云很近，离脚下的路，怕是远了些。”
这番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林凡在国子监的言论。
一番话，说得那锦袍士子面红耳赤，拂袖而去。
满堂文人，竟无一人出言为其辩解。
更多的人，是陷入了沉思。
类似的一幕，在京城各处不断上演。
“兄台这篇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可否为我解惑，为何南方的丝绸运到北方，价格要翻上十倍？这其中，关税几何，路耗几何，人力几何？”
“听闻王老先生新着考据文章，论证了前朝宫廷宴饮所用酒杯的形制，真是大学问！只是不知先生可否算一算，我大乾修筑一条百里运河，需耗费民夫几何？钱粮几何？工期几何？”
“经世致用！”
“格物致知！”
这八个字，仿佛成了检验一切学问的唯一标准。
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风花雪月，那些被视为高雅的考据之学，在“百姓吃穿”、“国家利弊”这些最朴素的问题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文风的转变，如同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年轻的学子们，尤其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像是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身边的一切，田里的庄稼，河里的流水，市井的买卖，全都可以成为学问。
他们不再一头扎进故纸堆里，而是开始走出书斋。
有人跑到京郊的农田里，蹲在田埂上，向老农请教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石粮食。
有人跑到城外的官道上，用脚步丈量距离，计算着货运马车的速度和损耗。
甚至有人，开始对一本名为《九章算术》的古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着其中关于田亩、仓储、赋税的计算方法。
这些在过去被视为“不务正业”、“奇技淫巧”的行为，如今却成了最时髦的风潮。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指向了那个身在翰林院，正在埋首于无数卷宗之中的身影——林凡。
他本人甚至还未曾再度公开露面，他的思想，却已经像风一样，吹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无数年轻人的心中，种下了新的种子。
这种变化，自然也引起了朝中大佬们的注意。
内阁首辅，顾玄清的府邸。
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正拿着一份从国子监抄录来的学子课业。
那是一篇论述“如何提高漕运效率”的文章。
文章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引经据典，通篇都是数字。
船只的吃水、载重，运河的宽度、水深，沿途的粮仓设置，乃至纤夫的人力成本，都被一一罗列，分析得清清楚楚。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若将现有的平底漕船，统一更换为一种新式的“尖底福船”，并将沿途补给站的距离缩短三十里，每年可为国库节省漕运开支，至少二十万两白银。
顾玄清的手，微微颤抖。
他为官一生，审阅过的文章奏疏何止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