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讲堂看看。”
讲堂内，五十多名学生正在听讲。讲台上是个三十多岁的先生，讲的却是《孟子》。但**不同——不是逐字逐句注解，而是结合实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生讲到这里，话锋一转，“诸位想想，若梁惠王问的是如何治水、如何备荒、如何御敌，孟子当如何答？”
一个学生起身：“先生，学生会答：治水当疏浚河道，备荒当建仓储粮，御敌当修整武备——这都是利国利民之实策。”
“那仁义何在？”
“仁义在为民谋利。”学生朗声道，“若百姓流离，饿殍遍野，空谈仁义何用？真正的仁义，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此即‘仁政’。”
孔贞运在窗外听着，心中震动。这种**，他从未听过。但细想之，却契合孟子本意——孟子周游列国，不就是要推行仁政吗？
课后，李信带孔贞运参观了算术堂、地理堂、格物堂。在格物堂，学生们正在用简易仪器测量水的沸点；在地理堂，墙上挂着新绘的《大明舆图》，标注着山川河流、府县城镇；在算术堂，学生们打算盘的噼啪声如雨点般密集。
“这些学生……毕业后去向如何？”孔贞运问。
“三成进入衙门做书办，三成进入工坊做管事，三成继续深造，还有一成回乡办学。”李信递过一本名册，“这是第一批毕业生的名录和现职。”
孔贞运翻开，看到一个个名字和去向：王二狗，苏州府户房书办，精于算账；李三郎，松江织造局管事，懂机械；赵四，回乡办蒙学，教孩童识字算术……
“他们……都曾是农家子？”
“九成是。”李信点头，“以前他们可能一辈子面朝黄土，现在识了字，懂了理，能为国效力。孔先生，这难道不是圣人所愿——‘有教无类’吗？”
孔贞运沉默良久。他突然想起年轻时读《论语》，孔子说“庶之、富之、教之”。自己教了一辈子书，教的多是士绅子弟，可曾想过“教”那些庶民？
离开实学堂，李信又带孔贞运参观了新建的织造局。巨大的蒸汽纺纱机轰鸣运转，一个工人看管二十台机器，棉纱如流水般产出。
“这台机器，日纺纱百斤，相当于五十名织工。”李信道，“织造局现有工人三百，月银一两五钱，管吃住。而以往手工织户，织工日做六个时辰，月钱不过五钱。”
“那些失业的织工呢？”
“有愿意学的，培训后成为机器操作工，工钱更高；不愿学的，发给转业银，可做小生意或转学他技。”李信道，“刚开始确有闹事，但如今你看看——”
孔贞运顺着李信所指看去。厂房外贴着招工告示，排队应募的人络绎不绝。
“百姓不傻。”李信轻声道，“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跟谁走。新政或许触动了士绅利益，但惠及了更多百姓。这难道不是‘民为贵’吗？”
当夜，孔贞运在驿馆辗转难眠。他披衣起身，在灯下重读朱由检那封信。
“圣学之本，在经世致用……”
他想起白天在实学堂看到的那些农家子弟，眼中对知识的渴望；想起织造局工人拿到工钱时的笑容；想起李信那句“民为贵”。
也许，真的错了？
不是圣学错了，是后人把圣学读死了。朱熹注解《大学》，说“格物致知”是穷究事物之理，可后人只穷究书本，不究实事。这样的圣学，怎能经世？
八月初八，孔贞运回到南京。他没有立即回国子监，而是闭门三日，写了一篇《苏州见闻录》。文中如实记录所见所闻，不偏不倚，最后写道：
“……老朽教书四十载，自谓深谙圣学。今观苏州新政，方知坐井观天。圣学非纸上空谈，当落地生根；经义非腐儒专利，当泽被万民。实学堂教农家子识字明理，织造局令织工得温饱安居——此非‘仁政’而何？若圣人复生，见此景象，必欣然曰：吾道不孤。”
文章一出，江南士林震动。支持者赞其开明，反对者骂其变节。但无论如何，孔贞运的身份摆在那里——圣人后裔，国子监祭酒。他的转变，影响深远。
八月初十，孔贞运上书朝廷，请辞国子监祭酒之职，自愿赴西山综合学堂任教。同时，他号召江南各书院，“不妨放下成见，亲往新政之地一看。若觉有理，可思改进；若觉无理，再驳不迟。”
朱由检接到奏疏，当即准其所请，并加封孔贞运为“文渊阁大学士”，领西山综合学堂山长。更下旨褒奖：“孔卿知行合一，真儒者也。望天下读书人效之。”
这道旨意，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八月十五，中秋。朱由检在西苑设宴，款待在京官员。席间，他特意让孔贞运坐在身旁，以示荣宠。
“孔先生，”朱由检举杯，“朕敬你一杯。不为别的，为你敢于求真。”
孔贞运慌忙起身：“老臣惭愧。若非皇上点拨，至今仍坐井观天。”
“坐井观天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跳出井口。”朱由检环视众人，“如今大明，就如这中秋之月，虽有阴晴圆缺，但终将圆满。新政推行，必有阻力；思想变革，必有阵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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