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必不负大人所托。”

    张邦昌又从队列里挑了七人，有的往蔡州，有的往颍昌府，每人各授一枚铜牌，又递过用皂绢包裹的密谕——密谕上只写着安抚之语，未提“摄政”之外的名分，末尾也只署“手书”二字。他叮嘱道：“路途艰险，若遇金人，便弃了铜牌，只凭口信传话；若见州县官民有抗金之心，便传予之意，许以粮草支援；若遇降金之辈，切勿纠缠，速速退回汴京。”

    七名郎官领命后，皆换了寻常商旅的青布衣衫，将铜牌和密谕藏在衣襟内，趁着暮色从皇城侧门出城。张邦昌站在偏殿的廊下，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中，檐角的积雪又开始飘落，落在他的肩头，很快融成一片湿冷。他抬手拢了拢衣襟，指尖又触到公服衣襟下的冰凉——那是昨夜摩挲铜牌时留下的触感，与当日触碰御玺时的寒意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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