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类似案情，在不同州郡，甚至同一州郡不同判官手中，刑罚轻重时有差异。而雨林、珍珠等州，民众欲诉至州府，往往需跋山涉水，耗时费力，无形中限制了其寻求司法救济之权利。”

    他的陈述，既有宏观概括，又有具体案例支撑；既肯定了主流成绩，又不回避支流问题。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伴随着简洁有力的例证，显示出他并非走马观花，而是真正沉下身去，触摸到了华胥司法体系在最细微处的脉搏跳动。

    云舒在他提及某些遭遇阻力或需隐秘调查的案例时，会适时以最精炼的语言补充一二，点明当时环境的复杂与应对之策，为李贤的宏观论述提供了坚实且富有临场感的注脚。

    李贤最后总结道：“总体而言，我华胥司法，大架已立，根基稳固。然边疆之治，犹如琢玉，既需尊重其天然纹理（地方习俗），亦需遵循普世之规（统一律法），稍有不慎，便可能伤及玉质。如何于‘变通’与‘原则’之间寻得最佳平衡点，如何让律法之光平等照耀每一片新拓之疆土，乃是未来亟待深究之课题。”

    言毕，他微微垂首，等待上峰垂询。厅内一时无人言语，唯有他方才条理分明、切中肯綮的汇报，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在三位领袖心中激起层层思量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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