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谁知道呢，不过孙督师在陕西的名声，你们没听过？那可是个活阎王，专杀贪官喝兵血的！兴许这次是真的。”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士卒插嘴。
“但愿吧……说是效仿西边那个大夏’的法子，按名册发田发饷，田是还没见着影，不知道分不分得到咱家头上，这饷银要是能足额拿到，好歹能让家里松快几天。”瘦高士兵叹道。
“田？难啊。”黑脸汉子摇头，“我老家那一片，好地都在几个举人老爷手里，剩下些山坡薄地，交了租子连糊口都难。
孙督师说分田，拿什么分？真敢动那些老爷的地？我看悬，能按时发饷，不克扣，就算烧高香了。”
“是啊，听说大夏那边，是真的把地主老财的地全没收了，按户分，每户最多几十亩，多了没有，所以没什么大地主，当兵的家里也能分到田，打仗才拼命。”一个似乎有些见识的士卒低声道。
“那种事，朝廷敢干？”老卒嗤笑，“你动一个试试？全河南，全大明的官老爷、读书人、乡绅，怕是要立刻翻了天！皇上都不敢答应！
咱们孙督师再厉害，也是朝廷的官，他能做的，估计也就是在无主荒地、或是查抄的贼产上做做文章，分给咱们一点，安抚人心罢了，真正的肥肉，谁敢碰？”
众人沉默下来，觉得老卒说得在理，希望是有，但不敢抱太大期望。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番议论，恰恰点中了孙传庭新政与大夏新政最核心的差异与孙传庭的无奈所在。
孙传庭深知大夏崛起的根本在于其一套彻底颠覆旧有土地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大夏在其控制区内，以铁腕手段厘清所有田亩，不论原主是谁，尽数收归国有，然后严格按照计口授田原则，分给每一户百姓，并设定上限，杜绝了土地兼并的再次发生。
这一招，从根本上摧毁了旧士绅地主的经济根基，赢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也为大夏军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兵源和后勤保障——士兵为保卫自家田地而战，自然奋勇。
然而，这一套，孙传庭无法全盘照搬。不是他看不到其威力，而是他身处的环境截然不同，大夏是反贼，是另起炉灶，可以毫无顾忌地打破一切坛坛罐罐。
而孙传庭是大明的督师，是既有体制内的修补匠，他若敢提出尽收天下田亩，均分百姓，且不说他自己就是士绅阶层的一员，单是此举将触动的利益集团之庞大、之根深蒂固，就足以让他瞬间被整个官僚系统、士林清议乃至皇室宗亲撕成碎片。
崇祯皇帝就算再想中兴，也绝无可能支持这种等同于自掘统治根基的政策，孙传庭能做的，只能在河南利用战乱造成的部分无主荒地、查抄的流贼或通贼者的产业，以及极其有限地清理一些民愤极大的劣绅田产，来部分兑现他授田的承诺。
这已是他在现有框架下所能推动的极限，即便如此，也已阻力重重，非以雷霆手段不能推行少许。
其他方面亦是如此，比如劳役方面，自从张行起事开便取消了强征劳役，代之以有偿雇佣，这不仅激发了民众积极性，更促进了货币流通和市场活跃——百姓有了余钱消费，刺激手工业商业，创造更多就业，形成良性循环。
这是超出了孙传庭时代认知范畴的经济理念，他能想到的只是减轻徭役、不便农时，他无法理解，也不敢尝试取消这一维持帝国运转和大型工程的传统手段。
朝廷财政枯竭，若连无偿劳役都取消，很多事根本无法进行。
至于士绅一体纳粮当差，这更是不可触碰的禁忌，明朝士绅享有的免税免役特权，是维系其阶层认同和忠诚的重要基石，孙传庭自己便受益于此，触动这一点，无异于向整个统治阶层宣战。
莫说推行，恐怕连提出这个想法，都会被视为动摇国本，其政治风险远超他的承受能力。
他只能在不触及根本特权的前提下，试图清查隐田，增加税源，但这同样举步维艰。
而校场上那关于土地、饷银的低声议论，如同细微却坚韧的野草，在士卒队列的缝隙中悄然蔓延。
这些话语，断断续续，却也清晰可辨地飘上了四周，孙传庭耳力颇佳，即便在略显嘈杂的环境中，也捕捉到了那些充满怀疑、无奈与渴望的只言片语。
“……真敢动那些老爷的地？我看悬……”
“……朝廷敢干？你动一个试试？全河南，全大明的官老爷、读书人、乡绅，怕是要立刻翻了天！”
“……也就是在无主荒地、或是查抄的贼产上做做文章……真正的肥肉，谁敢碰？”
每一句，都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在孙传庭的心头，他面上沉静如水，心中却翻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悲凉与刺痛。
这些最底层的士卒，这些他试图倚仗来挽狂澜于既倒的力量，看得竟是如此透彻，他们不奢望能享有大夏治下那般耕者有其田的彻底公平，只求最基本的饷银不被克扣，只求那承诺中或许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