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邓总兵既然决意投效大夏，为何不光明正大地阵前起义，或兵败被俘后归顺？为何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弄一出假死的戏码？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这个问题，其实远在西安病榻上的张行最有发言权，他深知崇祯皇帝的脾性，若邓祖禹是战败投降，哪怕是为了保全麾下士卒性命，在崇祯和北京那帮清流眼中，也是不可饶恕的变节行为。

    那位刚愎自用、气量狭小的皇帝，如何能忍受麾下大将投靠他口中的反贼、流寇？届时，滔天怒火必然不会只停留在口诛笔伐。

    虽说理论上祸不及家人，但以崇祯的偏执和多疑，加上朝中那些善于揣摩上意、罗织罪名的官员，邓祖禹留在后方的亲族、家族，乃至那些追随他多年、最终一同归顺大夏的将士们的家眷，岂能有好下场？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