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也要向回拨转，回到一周前的8月23日。这是省委巡视组正式入驻大西区友谊宾馆的第五天。
战果颇丰，接收信访举报件625封，各层级谈话对象37人。这些数字摆在案头，分量十足。
底下的反映五花八门，有控诉基层执法人员吃拿卡要的，有举报街道干部生活作风不检点的，有反映区直机关内部裙带关系泛滥的。体量庞大，内容极其繁杂。
不过，经过分类梳理，结论显而易见：绝大多数举报的矛头，停留在区直机关一把手或者街道处级干部的层面，并未真正向上刺穿那层最为核心的窗户纸。
即便有指向廖世昌和王满金的，但大多没有确凿证据，只是捕风捉影。
体制内的生态历来如此。基层干部受限于信息壁垒，无从掌握高层决策的实质性违规凭证，只能在自身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发泄长久积压的不满。
这既是基层的局限，也是高层的一道天然防线。
可即便如此，这场风波的量级，已经足以让大西区区委书记廖世昌和区长王满金坐卧不安了。
于是，才有了那场紧急召开的区委常委会。
当时远在首都，正准备坐飞机前往魔都的江振邦，也被要求接通了电话会议。
那场会议名义上是“统一思想、规范迎检”，实质上则是下达了极其严厉的封口禁令。全区上下，所有报送给巡视组的自查材料、工作汇报，一律交由区委办统一口径，进行严格把关审核。
这也是廖世昌和王满金，在敏锐察觉到举报浪潮是部分常委班子成员在背地里使坏后，果断采取的反制措施。
这项决策，在行政逻辑上毫无破绽。
这是最为典型的危机管控操作，试图切断无序的信息输出，将对外发声的渠道强行集中于二人手中。
可是，这两位主官，大大低估了班子内部“天下苦廖、王二人久矣”的对抗情绪。
首先做出行动的是宣传部长谭冠民，会议刚一结束，谭冠民便打着协助区委办分担工作压力、强化文字规范的旗号，顺理成章地将宣传部新闻科长刘琦安插进了文件审核小组。
谭冠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刘琦同样是个懂规矩的明白人。
身处委办核心圈，两人心里透亮，不能在市委办主任张俊的眼皮子底下偷偷递交被卡住的材料，那样风险太大了，很容易被发现。
刘琦发挥了另一层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当一个极其称职的眼线。
巡视组向各机关部门索要的材料，究竟涉及了哪些人、哪些事？
但凡让廖世昌和王满金眉头打结、直接下令封存不报或重点修改的材料，必定触碰到了他们最心虚的软肋。
刘琦每天下班后，将这些被毙掉的线索、大体内容以及涉及的关键角色，私下口头传递给谭冠民。
宽敞明亮的宣传部长办公室内。谭冠民端着保温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看着手边自己整理出的名单，无声发笑。
他不需要亲自出面。只需在外围循着这份名单，安排心腹假借酒局或者闲聊的名义，去找曾经在相关事件中吃过亏的当事人，稍加挑拨暗示，就会有人帮他把火烧到廖世昌和王满金的头上了。
于是，廖、王二人屁股下面的粑粑，那些本该被死死捂在大西区委办公楼里的事儿，陆续通过挂号信或热线电话等种种方式，越过了区委办设立的防火墙，传达到省委巡视组内。
墙倒众人推。采取行动的不止谭冠民一人。组织部长孙亚平等几位心思活络的常委，也在暗中发力。
对两位主官的厌恶是一方面，大家也从中看到了更进一步的机会。
每个人都在职责内各显神通，推波助澜，为巡视组这把火添足了干柴。
而巡视组内借调来的兴科纪委干部肖建宇四人，也在鼓足了劲儿想搞个大活儿。
他们与其他常委们虽然主观上没有联系，但客观上起到了里应外合的绝佳效果。
所以，三天时间，只用了短短三天时间！
就在那场常委会举行完的第四天，8月27号，巡视组取得了重大进展！
他们看到的不再是机关部门或街道办事处等干部们，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问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廖世昌和王满金两位主官！
物证和人证似乎都全呼了。
其一，廖、王二人违规用人，包庇甚至提拔有过犯罪行为的干部，而且该名干部身上，还带着组织地方黑恶势力的嫌疑。
其二，二人利用职权，给亲属及关系户批条子做官倒。大肆倒卖大西区内数家国企的有色金属物资、机床设备，攫取巨额利益。当年那几家老厂的骨血，就是这般被抽干的。
举报件分量极重。里面不仅附带了部分复印票据，还有几位当年因此事背了黑锅、提前内退的老干部的联名信。
“简直如有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