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车站的大钟指针在雨中闪着微光。候车大厅里挤满了躲雨的行人，空气中混杂着煤烟、樟脑丸和潮湿外套的气味。穿卡其布制服的站务员举着铜哨在月台间奔跑，绿皮慢车刚卸下一批从中坜来的菜贩，竹筐里的空菜叶洒了一地。
林默涵坐在第二候车室的长椅上，膝盖上摊着一张当天的《中央日报》。头版是“**抗俄总动员”的社论，第三版右下角有条三行字的社会新闻：大稻埕颜料行意外失火，店主陈文彬下落不明。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遍。
这是苏曼卿用生命发出的警报。
三天前，她通过预定渠道送来最后一个情报包——江一苇的密写信、美军顾问团的军列调度表、以及一张用指甲刻在锡箔纸上的留言：“影子有危险，速离台北。”
林默涵当即启用紧急撤离方案，从大稻埕颜料行转移到罗斯福路的安全屋。他在屋里等了二十四个小时，等来的却是这条新闻。
颜料行“意外失火”。
苏曼卿没有出现。
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她最后一次站在咖啡馆门口的样子。那天傍晚，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倚着门框，手里端着一杯没喝完的咖啡，笑着说：“下次来，我给你煮新到的蓝山。”
没有下次了。
林默涵睁开眼，把报纸翻到第四版，假装在看电影广告。余光扫过候车室入口，那里站着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子，一个在抽烟，一个在盯着人群。他们的鞋是军情局特供的翻毛皮鞋，鞋底比普通鞋子薄三毫米——便于奔跑时感受地面震动。
魏正宏的人。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七点十五分。开往基隆的末班慢车还有四十分钟，但从基隆换船去香港的“玛丽号”明早六点起锚。他必须在今晚离开台北，否则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口袋里，那枚钢笔沉甸甸的。
笔帽里藏着最后一卷情报——江一苇冒死送出的“台风计划”最终作战序列。七个师、两个舰队、三百架次飞机的调动数据，足够让解放军提前三个月做好防御部署。这卷胶卷，比他自己的命重要一万倍。
候车室入口又进来一个人。
那是个穿灰布旗袍的年轻女人，手里拎着一只藤条箱，头发挽成低髻，插着一根银簪。她在门口站了两秒，目光扫过候车室，然后径直走向林默涵对面的长椅，坐下，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小说。
是张恨水的《金粉世家》。
林默涵的目光在那本书上停了半秒。封面的折角在第143页——这是陈明月和他约定的暗号，代表“一切正常，可以接头”。
但她不该出现在这里。
按照计划，陈明月应该在高雄的备用安全屋等他，等他完成情报传递后再一起撤离。她出现在台北车站，意味着原定计划出了变故。
林默涵没有动。他继续看报纸，余光却死死盯着候车室入口那两个穿中山装的人。他们在抽烟，交谈，偶尔看向候车室里的人群。其中一个的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那是握枪的姿势。
七点二十分。
车站广播响起：“往基隆的旅客请注意，第67次列车将在七点五十分发车，请旅客们到第二月台上车。”
林默涵站起来，收起报纸，往月台方向走。
经过陈明月身边时，他脚步未停，只是用只有她能听见的声音说：“为什么来？”
陈明月翻了一页书，嘴唇几乎不动：“江一苇被捕了。”
林默涵的脚步顿了一瞬。
只一瞬。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穿过候车室的大门，走进通往月台的走廊。走廊两侧贴着“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标语，白底红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刺眼。
身后传来脚步声。陈明月跟上来了，不近不远，隔着七八米的距离，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乘客。
走廊尽头是月台。雨还在下，月台上的雨棚挡不住斜飘的雨丝，地面湿漉漉的，倒映着站台的灯光。绿皮列车已经进站，车厢里亮着昏暗的灯，乘客们三三两两往车门挤。
林默涵放慢脚步，等陈明月跟上来，两人并肩走向最后一节车厢。
“什么时候的事？”他低声问。
“今天下午。”陈明月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雨丝落在月台上，“他在办公室里被捕的。魏正宏亲自带队。我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等到的是他被押上黑色轿车。”
林默涵的呼吸变得缓慢而深沉。
江一苇是他们在军情局内部最深的钉子。他的位置是魏正宏的机要秘书，能接触到“台风计划”最核心的文件。过去两年，他传递的情报拯救过至少二十名地下党员的生命，让解放军的防御部署提前了三个月。
他被捕，意味着整个台北情报网都可能面临覆灭。
“他知道多少？”
“太多。”陈明月说，“但他什么都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