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叼着烟，慢慢往回走，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街道。卖面的摊位，吃面的苦力，骑楼下的女人，对面二楼窗户后隐约的人影……没有异常。那扇窗户的灯一直亮着，窗帘紧闭，是家裁缝铺，老板有肺痨，夜里常咳嗽。他记住了。
回到颜料行后门，他侧耳听了听，才轻轻推门进去，重新闩好。上楼，脱去西装，换上居家短褂。台灯下，他再次展开那几张情报纸，用放大镜仔细察看每一个字迹，每一个可能隐含的标记。江一苇的字迹工整清晰，用的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民生”牌钢笔水。但林默涵注意到，在关于“马公港新到驱逐舰两艘”这一行字的末尾，那个句点，点得比平时略重，墨迹微微晕开。
是紧张？还是暗示？
他拿起铅笔，在旁边的空白纸上记录下这个细节。又对照之前江一苇传递的情报，寻找类似的标记。没有。这是第一次。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像有一张巨大的棋盘，敌我双方的棋子散落其上，每一个移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魏正宏就像那个坐在棋盘对面、看不见脸的对手，步步为营，阴险狡诈。江一苇是深入敌阵的孤子，他的每一次落子，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窗外传来隐约的钟声。十一点了。
林默涵睁开眼，从怀里贴身口袋摸出一个扁平的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没有香烟，只有一张小小的、边缘已经磨损发毛的照片。照片上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约莫三四岁，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手里捏着一朵不知名的野花，冲着镜头咧开嘴笑，缺了颗门牙。照片背面，用极细的钢笔写着“晓棠，三周岁，摄于南京家中。父念。”
指尖轻轻拂过照片上女儿的笑脸，冰冷的铁皮盒子仿佛也有了温度。晓棠今年该六岁了。她还会记得有个“爸爸”吗？妻子在最后一封辗转送达的信里说，晓棠常问“爸爸去哪了”，妻子只能告诉她，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了，等晓棠长大了就回来。
长大了就回来……林默涵在心里默念。他不知道这个“长大”是多久。一年？五年？十年？还是……永远？
一种尖锐的疼痛猝不及防地刺穿胸腔，让他几乎蜷缩起来。他猛地将照片按在胸口，仿佛这样就能按住那几乎要溢出的酸楚和思念。不能想。不能在这个时候想。他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将翻腾的情绪压回心底最深的角落，用理智的冰层重新封冻。
他将照片小心地放回铁盒，贴身藏好。然后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本线装的《唐诗三百首》。书页已经很旧，纸张泛黄发脆。他翻到王昌龄的《出塞》那一页，手指在“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诗句上停留片刻，然后继续往后翻。在书的后半部分，夹着几张裁剪过的报纸，上面是近期台湾各大港口的船只进出记录、货物吞吐量，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的社会新闻。他拿起红蓝铅笔，开始在报纸的空白处做标记，将零散的信息串联、比对、分析。
时间在笔尖与纸面的沙沙摩擦声中悄然流逝。远处码头的汽笛又响了几声，夜更深了。
直到窗外天色泛出鱼肚白，林默涵才放下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按灭了四五个烟头。情报分析有了初步的脉络，但对江一苇那个异常的“句点”，他仍然没有头绪。或许，只有等明天见到苏曼卿，听听她的判断。
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走到窗边，将窗帘掀开一条极细的缝。晨曦微露，大稻埕的轮廓在灰蓝色的天光中渐渐清晰。街道上已经有了早起的行人，挑着担子的小贩，拉着板车的苦力，新的一天开始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个寻常的黎明。但对林默涵，对无数隐没在暗处的人们来说，白天意味着更严酷的伪装，更紧张的周旋，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致命危险。
他轻轻拉上窗帘，将最后一丝天光隔绝在外。台灯的光晕重新成为这小小天地里唯一的光源。他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用冷水狠狠洗了把脸。冰冷的水刺激着皮肤，让他因熬夜而昏沉的头脑为之一清。
镜子里，那个眼神沉静、鬓角微霜的“陈文彬”又回来了。所有的疲惫、忧虑、思念，都被妥帖地收进这副皮囊之下，不见踪影。
他换上一件半旧的青色长衫，这是“陈文彬”白天在店里看账、接待顾客的装扮。下楼，打开店门，将“营业中”的木牌挂出去。清晨带着河水腥气的风吹进来，卷起柜台上一张废纸。
林默涵走过去，弯腰拾起，将它抚平，放在一堆等待清理的废纸里。动作自然而随意。
颜料行开始了一天的营生。偶尔有顾客上门，询问颜料价钱，或是定制特殊的颜色。林默涵脸上带着生意人惯有的、恰到好处的笑容，应对自如，谈吐间是标准的闽南腔国语，偶尔夹杂几句日语单词——那是“陈文彬”在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