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阁与石渠阁。
这里，一对父子，用他们的一生，完成了一项空前绝后的文化抢救工程。
却又因时代巨变，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命运与西汉王朝的存亡紧紧缠绕。
他们就是中国文献学与目录学之父——
刘向与刘歆。
西汉成帝时期（公元前1世纪后期），帝国虽外戚专权、国势渐衰，但宫廷藏书却异常丰富。
然而，这些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灰烬中抢救出来，又经过汉初百年积累的珍贵典籍（竹简、木牍），正面临一场无声的危机：
散乱、重复、真伪混杂。
如同一家庞大企业的核心知识库，历经百年，无人系统整理，已混乱不堪，无法有效利用。
公元前26年，汉成帝任命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宗室学者——
刘向，总领校勘宫中“秘书”（禁中藏书）的工作。
这项看似枯燥的工程，实则是关乎中华文明血脉存续的伟业。
刘向，这位身处帝国黄昏的智者，仿佛听到了文明传承的呼唤，毅然肩负起了这份历史重担。
刘向，原名更生，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
他不仅是宗室成员，更是当时顶尖的经学家、文学家。
他主持的这项“国家古籍整理工程”，规模空前，方法科学。
1. 开创性的工作流程：
? 广罗异本：召集全国各地的专家，如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本人校经传、诸子、诗赋。
这相当于组建了各学科最顶尖的“专家评审委员会”。
? 去重删复：将不同来源的相同典籍进行比对，删除重复篇章。
? 校订文字：比对不同版本，校正讹误，确定标准文本。
? 拟定书名：为散乱的篇章确定一个恰当的书名。
? 撰写提要：每校完一书，刘向亲自撰写一篇精炼的“叙录”（内容提要），介绍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学术价值及校勘过程。
这些“叙录”的汇编，就是中国目录学的开山之作——
《别录》。
2. 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冲突：
刘向并非埋首故纸堆的学究，他身怀强烈的政治理想。
他坚信天人感应，屡次上书弹劾专权的外戚王氏（王凤、王莽等），着有《洪范五行传论》，以灾异现象警示皇帝。
他希望通过整理典籍，弘扬儒家王道，匡正时弊，抑制外戚。
因此，他的校书工作，带有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
然而，他的政治努力在强大的王氏外戚面前，如同蚍蜉撼树。
刘向呕心沥血十九年，未竟全功而卒。
但他奠定了古籍整理的范式，其精神与方法，光耀千古。
刘向死后，其幼子刘歆子承父业，被汉哀帝任命为中垒校尉，继续完成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刘歆的天赋极高，在父亲的熏陶下，青出于蓝。
他做了一项决定性工作：将《别录》简化、系统化，编成了《七略》。
《七略》将天下图书分为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加上总序“辑略”，共七部分，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
《别录》与《七略》，共同标志着中国目录学的正式诞生，后世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即以其为蓝本。
可以说，刘向父子为汉代及之前的学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盘点”，为后世研究先秦两汉学术史提供了最可靠的路线图。
然而，刘歆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在校书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一批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如《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
与当时官方认可的、用汉代隶书写成的“今文经”相比，这些“古文经”内容更古老、更丰富。
刘歆被其深深吸引，他极力主张将《左氏春秋》、《毛诗》等立于学官，设置博士。
这一举动，引爆了学术界的“世界大战”——
今古文经学之争。
刘歆堪称“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措辞激烈，批判今文经学家“抱残守缺”，是一场学术革命的宣言。
这场争论表面是学术问题，实质是话语权之争，也暗含了是维护现有政治秩序（今文经学与现有官僚体系结合紧密）还是寻求变革（古文经学提供新解释）的路线分歧。
刘歆的学术革命，在政治上遭到了今文经学博士们的强烈抵制，他本人也被排挤出京城。
政治上的失意，让他将目光投向了能够实现其学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