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悄悄恢复了旧时期的订单系统，用于安排援外物资运输。不是武器，而是印刷机、柴油机、药品、用于修复灌溉渠的泵站设备。这些货物被装进集装箱，运至里海港口，再由铁路送往中亚各地。文件上的收件方统一写着：“临时人民委员会民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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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姆林宫内部有人提出担忧：“这会不会让外界认为我们正在重建苏联？”

    外交部副部长只是淡淡回应：“东协已经表态，至于别人的想法，不重要。”

    伏尔加河畔的军工院校内，一批年轻军官正在接受特殊训练课程——政治动员、地方语言基础、应急治理、战地广播操作。他

    们被告知在必要时进驻现政权崩溃地区，协助维持秩序、修复通信、保护工业设施。

    一位教官在课堂上说：“你们手里拿的不一定是枪，可能是扩音器、电台或配电图。这场战争不是在前线开火，而是在工厂、广播站和市政厅里决定。”

    一切就好像从前。

    上世纪的苏联曾多次在中亚、中东、非洲输出革命，派出顾问、军官、宣传员，试图把工农政权从地图的一端复制到另一端。

    但那一次次行动，多数止步于政权更迭之前的混乱，或者在西方的围堵与内部的官僚化中逐渐失去方向。

    这一次，他们改变了方式，吸取了教训，最大的对手也深陷内战的泥潭。

    这一次，没有公开宣布国际革命，也没有派出大批军事人员。

    援助文件只写“技术合作”、“能源重建”与“人民防卫协助”。

    参与者多是经济顾问、工程师和通信专家，武器与军帽被刻意隐藏在物资清单后面。

    正如某位顾问在会议上说的：“我们不再教别人该怎么走，而是把地图、工具和粮食放在桌上，让他们自己决定。”

    “我们不是老子党，他们也不是儿子党。”

    夜晚，克里姆林宫的一扇灯仍未熄灭。

    负责中亚事务的顾问在桌前整理最新报告，窗外的红星映在玻璃上。

    文件上最后一行写着：

    “中亚不是我们的附庸，而是记忆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要重新站起来，我们必须在场——但不能站在最前面。”

    他合上文件，起身离开。走廊安静，脚步声回荡在厚重的墙壁之间。

    远在千里之外，撒马尔罕的老广播站正在重新通电，电台里传出沙沙的电流声后，一句低沉而缓慢的声音响起：“这里是人民之声电台……人民委员会正在筹组，请保持冷静与团结。”

    信号穿过风沙与戈壁，驶过无数尚未落雪的夜晚。

    莫斯科收到了这份声音。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