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并非影厅内部，而是外面那些望眼欲穿、却因满座而无法购票入场的观众。
他们群情激奋，围住了工作人员：
“经理呢？经理出来说话！票卖完了，我们理解！但我们大老远跑来，站着看行不行？我们就站在最后面、过道边上，绝不占座位！原价买票！”一个嗓门洪亮的小伙子喊道。
“对！加站票！我们接受站票！站着也要看！”
“加站票！加站票！”人群的呼声迅速汇成一股强大的声浪。
面对这前所未闻的要求和汹涌的民意，经理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紧急拨通了总部的电话请示。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考虑到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潜在的安全风险平衡点，总部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允许部分满座的影厅，在保证安全通道绝对畅通的前提下，临时出售限量“站票”！
但严格规定：每场次站票数量不得超过该影厅核定观众数的30%。
这个决定迅速通过广播传达下去，引起了短暂的哗然，随即是抢购站票的热潮。
在这个年代，就是这么野蛮。
当然…赚钱嘛，不寒碜！！
…
《十二生肖》上映第六天的单日票房，就在这种近乎狂热的氛围中，悍然冲破了2800万元大关！
一周的时间，在城龙马不停蹄的奔波和影院人声鼎沸的喧嚣中倏忽而过。
此刻，城龙正身处鹏城一家酒店的房间，刚刚结束又一场观众见面会，嗓子已经有些沙哑。
他握着手机，手指微微有些颤抖，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期待：
“大师！大师！统计结果出来了吗？一周的！最终数字！”
他迫不及待地问，仿佛一个等待期末成绩单的学生。
电话那头，李琦的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的平静，甚至带着点刚刚被打断思路的慵懒：“还没呢，刚打电话问过电影局那边，说是数据量太大，还在做最后的汇总核对，估计还得再等几个小时才能出最终结果。”
2003年，华夏电影市场数字化黎明前的最后一段“手工”时光。
全国各大影院尚未普及完善的电脑联网售票系统，票房统计工作繁琐且滞后。
不过，一个重要的变革正在发生——国家电影局下属的电影专项基金管理中心，已经开始运行“全国电影票房综合信息系统”。
这时候的统计方式还是：各影院需要在当天中午12点之前，将前一个营业日的完整统计数据上报至平台。
李琦挂了城龙的电话，脸上并无太多波澜。他转身回到书桌前，桌上摊开的正是他潜心创作的新剧本——《绝命毒师》的初稿。
对于《十二生肖》的票房，他内心笃定，毫无焦虑。
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各地影院经理反馈回来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信息，早已勾勒出清晰的答案。
核心影厅（尤其是ImAx和3d厅）的上座率普遍超过九成，普通厅也维持在高位。
这不仅仅是城龙个人魅力的胜利，更是他对观众心理精准把握的胜利。
在李琦看来，对于彼时走进影院的绝大多数观众而言，核心诉求极其明确：寻求刺激，放松身心。
《十二生肖》正是精准命中了这一需求。
它提供了长达近2小时、几乎毫无喘息空间的、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高能动作场面和颠覆想象的视觉奇观。
它以一种近乎“简单粗暴”却又极致纯粹的方式，满足了观众对感官刺激的原始渴望。
从项目立项之初，李琦就将《十二生肖》明确定位为一部纯粹的“视效大片”、“动作爽片”。
观众们买票来看城龙，图的是什么？
就是那份心跳加速、血脉贲张的过瘾体验！
观众在走进影院前就心知肚明——他们是冲着那些震撼眼球的画面来的，而不是为了烧脑的剧情或深刻的哲思。
而《十二生肖》，恰恰在自己的定位上做到了极致，毫不含糊，拒绝任何“挂羊头卖狗肉”的投机取巧。
既然观众渴望追求视听震撼，那就给予他们最极致的尊重，奉上最高规格的盛宴。
尤其是对年轻观众而言，这部影片提供了一种在平淡日常生活中绝无可能体验到的、强烈到极致的感官刺激。
李琦深谙此道。
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观众内心渴望什么，你不仅精准地给到了他，而且是加倍地、超越预期地给到了他！
当需求被如此酣畅淋漓地满足，观众怎么可能不兴奋雀跃？怎么可能不心甘情愿地掏出钱包，用票房来投下支持的一票？
几个小时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李琦接起，听筒里传来孔阳难以抑制的兴奋声音，背景似乎还能听到一些欢呼，他现在就在电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