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兵进凤阳是一场军事冒险，不能浪费时间，在等待刘国能、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会合后，刘处直毫不耽搁留下部分人马继续清扫战场、妥善埋葬死者并看押俘虏，随即率领得胜之师，挟着大胜之威，浩浩荡荡直扑凤阳府城。
消息比军队跑得更快，涂山惨败、凤阳留守朱国相及众多卫所将领战殁的消息如同插翅般飞入凤阳城中，瞬间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城内仅存的些许守军、衙役早已丧胆，听闻流寇大军即将兵临城下，纷纷丢弃兵器、脱下号衣，仓皇逃窜入民间或直接弃城而逃。
官员、富户们更是乱作一团，争相收拾细软，试图寻路逃命，整个凤阳城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
义军前锋骑兵抵达城下时，所见景象与先前赵铁锤三人说的一模一样，规模巨大的中都凤阳竟真的没有外城墙！
大明中都凤阳没有修建城墙最直接的原因是难以承受的财政与资源压力，明中都的规划规模空前宏大，外城周长设计超过三十公里，远非建国初期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明王朝所能持续负担。
从朱元璋建造如此规模的城墙，每年都要征调数十万民夫，耗费天量的物料与银钱，给两淮地区的农业造成严重破坏，朱元璋是从元朝过来的人，知道红巾军打响第一枪就是因为元廷让百姓去黄河修堤坝，所以他不敢再这样驱使百姓，无休止的消耗民力。
除了民力方面的考虑，朱元璋本人建都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起初出于光耀龙兴之地的乡土情结，他力图将家乡凤阳升格为王朝的中心。
然而，他很快认识到，凤阳偏于江淮一隅，无论从经济辐射、漕运交通还是北方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其地理条件都存在难以克服的战略劣势，远不如南京和北京优越。
因此，他的建都重点迅速转移，中都的地位随之下降，从未来的首都降格为象征性的陪都，继续投入巨资修建外城已失去政治意义。
再者，一系列偶然事件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洪武八年的“工匠压镇”事件（传言有工匠在施工中施用巫蛊诅咒），以及当时出现的彗星等不祥天象，被朱元璋及其身边近臣解读为天怒人怨的警示。
这从信仰和舆论层面强化了他停工的决定，使其得以敬畏天意为由，顺理成章地叫停了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
最后，从实际效用看，即便外城得以建成，也缺乏存在的必要，凤阳本地人口稀少，强行迁入的富户多逃亡，中都城内始终人烟稀疏，无需偌大的外郭提供防护，其主要的祭祀与象征功能，由已建成的宫城（皇城）即可实现。
所以凤阳并未修筑完整的城墙体系，仅有一些低矮的土垣和栅栏，形同虚设，真正的防御核心在于内里的皇城（明代称为“中都皇城”，宫城有城墙，设有午门、西华门、洪武门、大明门、涂山门等），在义军进城后这皇城的守军也早已逃散大半。
（再解释一下，免得有人无理取闹非得说凤阳有外城）
张献忠部最为快速，他率军一马当先冲入城中，几乎未遇任何像样的抵抗，城内百姓或躲于家中，或惶恐地窥视着这支刚刚歼灭了官军主力的队伍。
就在各部义军兴奋地涌入这座不设防的都城时，刘处直的声音在队伍中响起：“传令各营！严明军纪！不得擅杀平民，不得奸淫掳掠！我等举义兵，诛昏君，伐无道，非为害民！目标乃官府库藏、皇陵积攒、贪官污吏！违令者，斩！”
他派出亲兵营迅速驰骋各主要街道，高声宣达军令，同时斩杀了数十名趁乱抢劫的士卒，迅速遏制了可能蔓延的混乱，使得入城秩序并未完全失控。
按照事先约定，义军分头控制要地，张献忠与张一川直扑府衙，意图擒拿知府颜容暄，却发现府衙内早已空无一人，仅剩些散落一地的文书和狼藉。
拷问几个没来得及跑掉的小吏，皆言不知知府下落。
“给老子搜！挖地三尺也要把那狗官找出来！”张献忠怒吼道，心中极为不快，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自己在大伙面前实在太丢脸了。
与此同时，刘处直亲自指挥一部精锐，迅速控制了皇城各门（午门、西华门等）。皇城内留守的少量太监和军士早已魂飞魄散，稍作抵抗便或降或逃。
义军迅速占领了这座象征大明皇权的宫城，控制了所有关键建筑和通道， 在皇城内，首要目标便是那作威作福、深为民怨的守陵太监杨泽，义军士兵很快发现了试图化妆成小太监逃跑的杨泽。
这个往日里倚仗皇权、欺压官民的大珰，此刻面如土色，瘫软如泥，被义军士兵如同拖死狗般从藏身处拖出，甚至未经过多审问，在得知其身份后，便在万众欢呼声中，被乱刀砍死于皇城洪武门前，其多年搜刮的惊人财富也尽数落入义军之手。
就在张献忠因找不到颜容暄而焦躁时，他麾下的养子张可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