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
就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国家最高的佛学教育组织！
这个组织，专门负责执行佛教教化弘法工作。
在这里，佛法被分类为数科。
每一科，再各设一名众主，对前来大兴善寺的僧众进行教化、讲授。
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隋的许多明寺宝刹里，大多数学者僧及教化僧，皆出于此。
大兴善寺二十五众，是当今大隋最具权威的佛教学院式存在。
当然，这些高级法师或者二十五众，都是由皇帝亲自敕任的。
这些僧官，受到国家供养，但不设官阶。
所以，他们只是单纯的国家佛教学术机构，极大地改善了前朝教团涉政的恶劣风气。
广皇帝上台后，更加注重佛教的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作用。
他本人也非常笃信佛教，又对佛法有很深的造诣，平素结交的也是佛教领袖级别人物，如智顗、法安等。
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他在鸿胪寺内增设两名少卿的专门职位。
这两名少卿，在辅助崇玄署对佛教控制的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昭玄寺的职权。
此外，逐步把佛教的管理收归到俗官之下，众多僧尼也都集中到官立大寺之中。
文帝时期遍布中央和地方的僧官，逐步得到废除。
针对前朝因无监察机构而导致僧官窳滥粗劣的情况，广皇帝再对佛教监察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
即在断事沙门的基础上，再设“寺监”。
而那些郡县的佛寺，全部改为道场。
郡县的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
此等机构的职务，皆由俗官来担任。
而其权力范围，包括了监管中央僧官、严控地方寺院等僧务事项。
现在，大隋终于形成了对僧道全面监督的监寺观制度。
这种变革，也让大隋的皇权，可以更直接插手和管控佛教、道教。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中央政府的诏令一旦下达，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影响到基层佛寺和底层僧众，以及其下的广大信众。
这一招，对于大隋帝国统治的巩固，善莫大焉！
这不，豫州总管府大总管、卫王杨子灿，就用上了！
他先是和杨侑、苏威、萧瑀等人，炮制出一道弘法扬善、安抚信众、归家生产的诏令。
然后，东宫监国朝廷便通过鸿胪寺崇玄署，颁诏昭玄寺、大兴善寺二十五众，开展轰轰烈烈的主题弘法活动。
大沙门，大法师，二十五众主等佛教高僧，分赴豫州总管府各郡，配合当地俗官进行对匪患、天灾过后的百姓，进行安抚、劝慰、治愈活动。
国家出钱、出物，各地方佛寺道场出人、出力，举办法会，广设粥场、医馆。
有的医学僧、天师，还背着药包、行走山野村落，进行弘法传道、救治、劝农、归田活动。
同时，地方官府和佛教人员联合，劝解流民归家，赊与种子钱粮、牲口农具，帮助其恢复生产。
一时间，大隋河南腹地，梵音袅袅。
正直，和雅，清彻，深满，周遍而远闻……
飘散在河南大地上的暴戾之气，为之一沉！
仅仅是佛教动，当然是不够的。
同样的诏令，也通过崇玄署下达到了道教管理和教务机构。
文帝当年夺权时，就利用道士力量为其大造过舆论。
即位后，自然不能忘记其帮助和重要作用。
文帝的开国年号——开皇，便取自道经。
和大力扶持佛教一样，文帝还在修建道观、度取道士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政策，以扶持道教发展。
相比而言，广皇帝对道教的关注比他爹更甚。
仅仅在大兴城，就为道教斥资修建了玄都观（通道观）等10 座道观。
至于在洛阳城内和京畿地区，就建造了24所道观，度化道士1100多人。
茅山宗宗师王远知，便常常是广皇帝谈玄论道的座上宾。
至于像歧晖、潘诞、徐则、宋玉泉、孔道茂等道教达人，也来往频繁。
对于道教，两任皇帝都采取一视同仁、共同发展、共同管理的态度。
而崇玄署，作为管全国宗教事务的管理机构，也是道教的顶头上司管理单位。
大隋皇室不仅在外扶持道教，而且在皇宫专门设立了内道场。
并在西隔城，建造了三处豪华道观。
这里的一切，由皇室供给经费。
纵其一朝，文帝、广帝不断招揽天下名士、名僧、文豪，再次编纂佛道儒经典，编制目录，刊印成书。
这一次，等崇玄署的诏令下达后不久，阿布便亲自去洛阳城中的玉清玄坛，拜访了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