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党肃清。帝以渊忠良，加领吏部尚书，总领吏治边防，朝堂始定。” 这场由七年前旧案引发的朝堂风波，终究以奸佞伏法、忠良得位画上句点，而其背后，藏着深刻的权力逻辑与人性博弈。

    石崇、徐靖的败亡，源于 “贪权忘义” 的致命缺陷。他们错把 “拥立之功” 当作横行朝堂的资本，错把 “党同伐异” 当作攫取权力的手段，更错估了帝王的权衡与民心的向背。周德的跳梁小丑之举，不过是他们阴谋中的一颗棋子，却最终成为引爆自身罪行的导火索 —— 当谗言撞上确凿的史实，当私怨对抗厚重的社稷，其败亡早已注定。

    谢渊的胜出，并非仅靠帝王的信任，更源于 “公心护国” 的坚定与 “有备无患” 的智慧。面对当庭发难，他以太上皇手书、边镇急报、死士证词为盾，层层拆解指控，既洗刷了自身冤屈，又彰显了守国之功；面对暗藏的阴谋，他联合秦飞、周铁等忠良，提前布局，搜集罪证，最终将奸佞一网打尽。他的每一次沉默与辩驳，都藏着对江山的敬畏与对百姓的责任。

    萧桓的裁决，则尽显帝王心术的深邃。从最初的隐忍旁观，到中途的敲山震虎，再到最终的雷霆肃清，他既利用风波试探了谢渊的忠诚与朝堂的人心，又借机削弱了旧党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场风波，于他而言，既是清除奸佞的契机，也是巩固皇权的手段。

    历史的书页翻过这一页，奉天殿的朝钟依旧悠扬，兵部衙署的烛火依旧明亮。这场由旧案引发的风波，早已化为《大吴通鉴》中的寥寥数笔，却永远警示着后世：忠良之心，可护江山安稳；奸佞之念，必致身败名裂。而朝堂的清明、江山的稳固，终究系于 “公心” 二字 —— 这，便是这场风波留给大吴，留给历史的永恒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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