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成效初显：苏州核查田亩完毕，新增纳粮田五百亩，预计多缴粮千五百石；松江验米处，上白米占比从试点前的三成升至七成，次米占比降至一成；江南籍官员见试点顺利，再无人提异议，户部尚书（江南籍）还奏请 “派户部吏员赴苏州学习试点经验，以便全江南推广”。谢渊将成效奏报萧栎，萧栎下旨：“苏州、松江试点成效显着，下月起在江南七府全面推广，命谢渊总领推广事宜，玄夜卫、御史台、户部皆听调遣。”
推广前，谢渊召集江南七府的知府、漕官，在苏州府衙开培训会。会上，他展《监察图》，指认各府绅势核心：“常州府的李氏士绅，常年与府同知勾结，此次推广，某已派玄夜卫盯着，若再舞弊，定严惩不贷！” 常州府同知脸色发白，忙起身道：“太保放心，下官定配合推广，绝不敢包庇。” 谢渊又讲 “优粮优价” 的实惠：“去年某士绅掺次米百石，仅获银十八两，今年缴好米百石，获银三十五两，还免匿田之罪，孰优孰劣，诸位当知。” 众官纷纷点头，再无观望之态。
江南七府全面推广新规：田亩核查完成，共查出匿田两千亩，补缴粮税六千石；米质大幅提升，上白米占比超八成，次米不足一成；分段监察点共收到密报三十余条，查实官绅串通三起，皆按律惩处，无一人漏网。户部奏报：“江南漕粮月解京量从三万石增至四万五千石，损耗降至一成，与元兴朝周忱任内持平；边军粮官报，士卒食好米后，腹泻者绝迹，士气大振。”
谢渊走到案前，将《漕运新规》定稿、《监察图》正本、试点与推广的成效册，一并放入紫檀木盒（岳峰旧物），贴上封条，题字 “大吴成武漕运改革档”，命人送入兵部密库。木盒旁，放着元兴朝周忱的《漕运奏疏》与玄夜卫查得的贪腐实证，三者并列，像在诉说着两代直臣为漕运清明的坚守。亲兵走进来，递上一杯热茶：“大人，边军送来感谢信，说士卒已吃上今年的新米，还托人带了些来，让您尝尝。” 谢渊接过茶，又接过一小袋新米，指尖捻起一粒，青白饱满，放在鼻尖轻嗅，满是稻禾的清香 —— 这是新规的味道，是公义的味道，是边军与苍生安稳的味道。
片尾
漕运改革方案全面落地一年，江南漕运成效斐然：士绅匿田现象减少九成，漕粮岁入增十五万石，上白米占比稳定在八成五以上，损耗长期控制在一成；边军冬粮充足，宣府卫、蓟州卫再无士卒因食次米患病，瓦剌见边军军容整肃，撤回边境骑兵，五年未犯；江南百姓因士绅按亩纳粮，自身粮税负担减轻三成，秋收后米价平稳，安居乐业，无一人因漕运上访。
松江漕运通判、苏州知府因贪腐被判处流放三千里，家产充作漕运码头修缮费；江南籍官员中涉嫌包庇者五人，皆革职留任，戴罪立功，任内无再犯者；士绅中贪腐重者十人，流放两千里，轻者补缴粮税后免罪；良善士绅获 “漕运良民” 称号，可优先参与地方赈灾，士绅风气渐正。
《江南士绅漕粮纳缴新规》《漕运分段监察制》载入《大吴会典》，成为定制，后世沿用百年，元兴朝周忱的《漕运奏疏》与谢渊的《改革方案》并列存放于户部档案库，标注 “漕运治理典范”。南宫太上皇萧桓闻改革成效，派近侍送来元兴帝当年使用的 “漕运督印”，附言 “谢卿以制度革漕弊，以公义护国脉，真乃大吴柱石，不负元兴帝对直臣之期”。谢渊将 “督印” 与《监察图》、边军感谢信一同供奉于团营忠勇祠，祠内新增一块石碑，刻 “漕运新规，制度为公，漕渠永畅” 十二字，以纪此事。
江南巡抚送来《漕运年度总报》，奏报中写道：“江南漕运全年无重大舞弊，官民同心，士绅循规，边军与京师粮饷无缺，百姓乐耕，此皆谢太保改革之功也。” 谢渊将奏报呈给萧栎，萧栎叹道：“谢卿，有你在，大吴漕运无忧，社稷无忧！朕欲加你为‘太傅’，兼领吏部尚书，卿可愿担此任？” 谢渊躬身辞道：“陛下，臣愿留任兵部，继续守护漕运与边军，吏部尚书之职，当择更擅吏治者任之。” 萧栎点头：“卿乃真直臣，不恋权位，朕准奏！”
卷尾语
漕运改革方案案，以谢渊拟 “按亩纳漕、优粮优价” 新规、绘《漕运分段监察图》始，以江南全面推广、漕运清明终，半年筹谋，一年落地，不仅是一场 “制度革新”，更是一场 “公义对贪腐、制度对人情” 的胜利。谢渊之方案，非 “空中楼阁”，实乃 “扎根历史、立足现实”：借元兴朝周忱旧制定框架，凭玄夜卫实证补细节，用分段监察防官官相护，既惩贪腐，又彰良善，既重刚性，又留弹性，堪称 “封建漕运治理的典范”。此案暗合明代 “于谦漕改” 的历史实态，更揭封建朝堂的深层命题：漕运之弊，根在 “制度缺失、官官相护”，直臣之责，不在 “单打独斗”，而在 “建章立制”—— 用制度堵贪腐之漏，用公义聚官民之心，方能让漕运从 “蛀虫窝” 变回 “国脉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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