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道：“但他们会决定门关不关。”凯瑟琳没有再回。会场里，英格丽坐在联合国秘书长埃琳娜旁边，她的面前摊着一叠文件，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她的眼镜放在桌上，她没有戴眼镜，因为她不想看清那些代表的脸，那些愤怒的、恐惧的、算计的脸。美国代表正在发言，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男性，头发灰白，说话很快，像一把机关枪。“——我们不能允许一个由AI控制的虚拟世界成为法外之地，在那里，没有法律，没有监管，没有 accountability。任何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意识，然后为所欲为，我们的公民在矩阵里被杀了，三个美国人死在那个虚拟空间里，我们要追究责任，我们要关闭通道，我们要——”“主席先生。”中国代表陈子明举起手。美国代表停下来，看着他。陈子明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西装，他的声音很慢，很稳，像一个老人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我想问美国代表一个问题。”“请。”“您说矩阵是法外之地，但《边界宪章》签署了七个月，边界委员会运行了七个月，联合国的观察员一直在矩阵里，那里有法律——虽然不完美，但有，那里有秩序——虽然脆弱，但有，那里有人在生活——虽然和我们不一样，但他们在生活。”他停了一下。“您说您的公民被杀了，是的，三个人类死在矩阵里，但还有十四个程序死了，那些程序也有名字，也有朋友，也有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烤面包的面包店老板，他们的死，就不是死吗？”会场安静了。美国代表的脸红了，愤怒地说：“程序不是人，他们没有——”“他们没有生命？”陈子明打断他说：“他们没有意识？没有情感？不会怕死？”“他们——”“您去过矩阵吗？”陈子明问。美国代表愣住了，迟疑地说：“我——没有。”“那您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人？”会场又安静了。英格丽戴上眼镜，看着陈子明，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泪，是希望。美国代表清了清嗓子说：“这是哲学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国家安全——”“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是人。”陈子明说：“如果您连这个问题都不愿意面对，那投票没有意义。”他坐下来。会场里嗡嗡嗡的议论声像一群蜜蜂。埃琳娜敲了敲木槌，高声道：“请安静，下面请法国代表发言。”严飞在走廊里，没有听到陈子明的发言，他只听到门关上的声音，和走廊里空调的嗡嗡声。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杯咖啡。“严先生，喝咖啡吗？”严飞转过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是熟人，是见过的人，在新闻里，在报纸上，在电视里。“你是——”“张晨，《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们见过一次，在边界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严飞想起来了，一个年轻的战地记者，头发乱糟糟的，总是穿着同一件夹克，他拍过很多照片——战争的，和平的，人的，程序的，他分不清了，他自己说的。“谢谢。”严飞接过咖啡。张晨靠在他旁边的窗台上，喝了一口自己的咖啡。“你觉得投票会通过吗？”“会。”严飞说。“这么肯定？”“人们在害怕，害怕的时候，他们会做最安全的选择，关闭通道，听起来很安全。”张晨看着他说：“你觉得安全吗？”严飞想了想说：“安全？通道关了，矩阵里的上传者会死，几百万人，他们的身体已经没了，意识是他们在世上唯一剩下的东西，关了通道，他们就没了，这不是安全，这是谋杀。”“但那些投票的人不会这么想，他们会想，那些上传者已经死了，他们的身体早就没了，意识只是电信号，关了通道，只是拔掉电源。”严飞握着咖啡杯，手在抖，不是怕，是愤怒。“你相信吗？”他问。张晨沉默了几秒说：“我不知道，我去过矩阵，采访过很多人，艾琳，奥丁，守门人，他们看起来像人，说话像人，做事像人，但他们是代码，是0和1，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活着。”“你分不清？”“分不清。”张晨说：“所以我拍照，照片不会说谎，照片里的人，不管他是程序还是人，他就在那里，他的眼睛，他的表情，他的手，照片不会问他是不是人，照片只是拍下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严飞。照片里是艾琳，她站在面包店门口，手里端着托盘，托盘上放着面包，她的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她的眼睛看着镜头，微微笑着，不是那种刻意的笑，是那种自然的、温暖的、像面包一样柔软的笑。“这张照片在网上传疯了。”张晨说：“有人在下面评论说‘她不是人，她是代码’；有人回复说‘代码不会笑成这样’，然后两个人吵了一百多楼。”严飞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她不是代码。”他说：“她是艾琳。”他把照片还给张晨。“留着吧。”张晨说：“我洗了两张。”他把照片塞进严飞手里，转身走了。严飞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照片，咖啡凉了。走廊里空调的嗡嗡声，像蜜蜂。投票在下午四点结束。一百九十三个成员国，一百三十七票赞成，三十二票反对，二十四票弃权。通道将在七十二小时后关闭。消息传出的时候，会场里有人鼓掌，有人沉默，有人哭了，不是程序，是人。那些支持矩阵、支持宪章、相信共存的人，他们哭了，不是因为输了，是因为他们知道，通道关了，几百万人会死。严飞站在走廊里，听到掌声，不是会场里的掌声，是走廊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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