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字子布，是彭城人。他年轻时就热爱学习，尤其擅长写隶书，曾跟随白侯子安学习《左氏春秋》，还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当时他和琅邪人赵昱、东海人王朗都因才华出众而闻名，彼此结为好友。二十岁时，张昭被推举为孝廉，却没有去任职。他还曾和王朗一起讨论过去君主的避讳问题，州里的有才之士陈琳等人都称赞他们说得好。（当时汝南主簿应劭提议应该为过去的君主避讳，参与讨论的人意见各不相同，这件事记载在《风俗通》里。张昭撰写文章论述说：“有客人看到大国的议论和士君子的观点，说从建武元年以来，需要避讳的旧君名字有五十六人，认为后辈不能触犯这些忌讳。这种说法引用经论，结合行事举例，义理高深、文辞华丽，很值得赞赏。但我的见识浅薄，对此心存疑问。自从天地分开，万物形成固定形态，就开始有了父子君臣的纲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性，制定礼仪崇尚恭敬，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的道义中，君主是供养臣子的人；遇有丧事的哀伤，君主会亲自前来吊唁，没有比这更厚重的恩情，没有比这更深厚的恩泽，实在是臣子所敬仰、万民所依靠的，怎么能把他们同等看待呢？然而亲近亲人有亲疏之分，尊敬尊长有等级之别，所以礼服往上不包括高祖以上，往下不包括玄孙以下。另外传记记载四代亲属去世只穿缌麻丧服，这是丧服的极限；五代亲属去世只穿袒免丧服，这是对同姓亲属的降等；六代之后亲属关系就断绝了。还有《曲礼》中说没赶上侍奉君主就不用避讳，所谓不避讳，指的是名字，亲属关系断绝的情况下，不必拘泥于避讳，何况是古代的五十六位君主呢！邾子参加盟会，季友前来归附，《春秋》不称他们的名字，都写他们的字，这是当时鲁国人对他们的赞赏。怎么解释臣子要为君父避讳呢？周穆王名叫满，到定王时却有个叫王孙满的人担任大夫，这是臣子触犯了君主的名讳。另外周厉王名叫胡，到庄王时他的儿子也叫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议论事情提出建议，要有经典明确的依据和传记的验证，这样才能进退得当，不会失败，流传百世也不会有过错。现在应劭虽然推崇为旧君避讳的名义，却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还是让人存有疑问。《曲礼》这部书，对有疑问的事情没有明确说明，观察上下文，缺失的义理需要自己求证，文辞虽然可以提倡却不能作为法则，将来怎么作为规范呢？言论一旦发表，就像捡起沉没的东西一样难以收回，错误的言辞在前，后悔又能追回什么呢！”）

    刺史陶谦推举张昭为茂才，张昭没有答应，陶谦认为张昭轻视自己，就把他拘禁起来。赵昱尽全力营救，张昭才得以脱身。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徐州一带的士人百姓大多到扬州避难，张昭也向南渡过长江。孙策开创基业时，任命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还带着他登堂拜见母亲，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文武方面的事务，全都托付给张昭处理。（《吴书》记载：孙策得到张昭后非常高兴，对他说：“我正要在天下开创事业，把贤能的士人看得很重，我对你可不能轻视啊。” 于是上表任命他为校尉，用对待师友的礼节招待他。）

    张昭常常收到北方士大夫的书信，信中都把功劳归于张昭，张昭想沉默不宣扬又担心被人认为有私心，宣扬出去又恐怕不合适，进退两难，内心不安。孙策听说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桓公凡事都称呼‘仲父’，而齐桓公却成为霸主之首。现在子布贤能，我能任用他，这功名难道不都是我的吗！” 孙策临终时，把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率领群臣拥立并辅佐孙权。（《吴历》记载：孙策对张昭说：“如果仲谋不能胜任大事，您就自己担当起来。如果实在不能成功，慢慢向西退回，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张昭上表给汉室，又向各属城下达命令，对朝廷内外的将校，都让他们各自奉行职责。孙权因悲伤过度没有处理政事，张昭对孙权说：“作为继承人，可贵的是能够继承先辈的遗志，使家业兴旺发达，成就功勋事业。现在天下动荡不安，盗贼满山，您怎么能沉浸在哀痛之中，放纵普通人的情感呢？” 于是亲自扶孙权上马，排列军队出城，这样大家心里才知道有了归宿。张昭又担任孙权的长史，职权和以前一样。（《吴书》记载：当时天下分裂，擅自发号施令的人很多。孙策治理政事的时间不长，恩泽还没有普及，一旦去世，士民们处境困顿，人心颇有不同。等到张昭辅佐孙权，安抚百姓，诸侯宾客和寄居的士人，都能得以安定。孙权每次出征，就留下张昭镇守，掌管幕府事务。后来黄巾军起事，张昭讨伐平定了他们。孙权征讨合肥，命令张昭另外讨伐匡琦，又统领众将，在南城打败了豫章贼寇首领周凤等人。从这以后张昭很少再担任将帅，常常在孙权身边，作为出谋划策的大臣。孙权因为张昭是旧臣，待遇格外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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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刘备上表推荐孙权代理车骑将军，张昭担任军师。孙权每次打猎，常常骑马射虎，老虎经常突然冲到前面攀住马鞍。张昭脸色大变上前说：“将军怎么能这样做呢？作为君主，是说能够驾驭英雄，驱使贤才，难道是说要在原野上奔驰追逐，和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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