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官爵，仅钟毅及钟邕之子伏法。有人称钟毓曾秘密上书司马昭，言钟会行事难测，不可委以重任，故司马昭宽宥钟峻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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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司马昭欲派遣钟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谏言：“今遣钟会率十万之众伐蜀，愚以为钟会无重任在身，不如遣他人前往。”司马昭笑曰：“我岂能不知此？蜀为天下大患，致百姓不得安宁。今伐蜀易如反掌，然众人皆以为不可。今遣钟会伐蜀，必能灭蜀。灭蜀之后，若如你所虑，当如何？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亦不可图存，因心胆已丧。蜀既破，则遗民震恐，不足图谋；我军将士思归，不愿同流。若钟会作恶，只自灭族耳。你不必忧此，亦勿使他人闻之。”待钟会上书弹劾邓艾谋反，司马昭欲西行，邵悌复言：“钟会所统之兵，五倍于邓艾，可令钟会擒邓艾，不必陛下亲临。”司马昭曰：“你忘却前言？今遣钟会伐蜀，若其有异心，我当何为？但我以信义待人，人不可负我。我既遣钟会，便当信之。贾护军曾问我：‘疑钟会否？’我答：‘今遣卿行，岂可复疑卿？’贾亦无言以对。我至长安，自可明了。”大军抵达长安，钟会果然已死，尽如司马昭所料。

    据《咸熙元年百官名》记载：邵悌，字元伯，阳平人。《汉晋春秋》记载，司马昭闻钟会功曹向雄私葬钟会，召其责备：“往者王经之死，你在东市哭之，我未加罪。今钟会谋反，你又私葬，若再宽容，王法何在？”向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何必先论功罪而后收葬？今钟会既伏诛，法已备。我感其义而葬之，教亦不缺。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足矣！何必使我背死违生，以立于时？殿下雠对枯骨，弃之荒野，百岁之后，为仆役所笑，岂仁贤所为？”司马昭悦，与之宴谈而后遣之。习凿齿评价向雄：“向雄堪称勇赴义举之人，哭王经而感动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其忠烈奋发，知死而往，非为求生。若王经、钟会尚存于世，遇此急难，岂有不赴之理？故观其奉死之心，可知其事生之情。其忠贞之节，足以令背义之士惭愧。司马昭加礼而遣，可谓明达。”

    钟会与邓艾的故事，充满了权谋与智斗。两人皆为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却因各自的野心和决策失误，最终落得悲剧下场。钟会的谋反，源于其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对自身功绩的过度自信。他试图通过控制姜维和蜀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然而，他的计划过于仓促，部下人心不稳，最终导致兵变，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而邓艾，虽在军事上有卓越成就，却因性格刚愎自用，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最终被钟会陷害，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

    司马昭在处理钟会和邓艾的问题上，展现了其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他深知钟会的野心，却仍给予信任，以观其变。对于邓艾，他则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防止其可能的反叛。同时，司马昭对钟峻等人的宽恕，体现了其仁义之治，既维护了钟繇、钟毓等忠臣的家族声誉，也稳定了局势，避免了因株连过多而引发的动荡。

    这段历史，不仅是三国时期权力斗争的缩影，也是对个人野心与国家大义之间冲突的深刻反映。钟会和邓艾的命运，警示后人，权谋之下，个人的私欲往往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而司马昭的处理方式，则体现了政治家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冷静与果断。

    钟会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易经》中没有互体（一种解释经文的方法），也没有才性同异（才能和本性相同或不同）。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家中发现了二十篇名为《道论》的书籍，实际上这些书属于刑名家（以刑名之术为理论核心的学派）的着作，文风很像钟会的作品。当年，钟会在二十岁时就与山阳人王弼齐名。王弼喜欢讨论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辞才出众，辩论能力极强。他曾经为《易经》和《老子》作注解，后来成为尚书郎（一种官职），却在二十多岁时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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