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君主的危难，考虑到道路遥远艰难，所以没有约定时间。然而同舟共济，安危与共，祸患已经相连，不是言语所能解释的，这是您所明白的。我们共同侍奉曹氏，积累信任于魏朝，行路的人都知道。然而在朝的士人，贪图利益，苟且偷生，这是烈士所耻辱的，您所轻视的，连商人都不忍心做的事，何况是当权的士人呢？军队驻扎在项地，小人在闰月十六日另外进军，在乐嘉城讨伐司马师，司马师的军队很快就崩溃了，我们所斩杀的，不再计算，只是应该长驱直入，直接到达京师，然而流言蜚语先到了，毋丘俭不再详细考虑，反而认为小人弄错了，各军就瓦解了。毋丘俭回去，追寻解释，已经来不及了。小人回到项地，又遇到王基等十二军，追寻毋丘俭，进军讨伐他，立即攻克，所向披靡，后来没有后援怎么办？孤军在梁昌，进退两难，回到寿春，寿春又走了，狼狈不堪，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归顺大吴，借兵乞食，像伍员一样。不如做仆人，怎么能让人心情愉快，为君主报仇，让曹氏稍微享受祭祀，这也是大国所希望的。希望您不要让程婴、杵臼在前代独享盛名，而让大魏没有鹰扬之士吗？现在大吴崇尚大义，深深同情。然而我在国家中地位很高，和远方的人势同水火，每天都想一起起兵，瓜分中国，不愿意独自占有。您一定想共同忍耐，胸怀大志，应该扩大势力，恐怕秦川的军队不能单独起兵。现在的计划，应该委屈自己，伸张正义，把命运寄托于归汉，东西一起起兵，才能打败司马师的党羽。仔细考虑我的话，如果我的计划可以采纳，应该让汉军制定时间，让天下人考察，和周公、召公一样分封，以此来托付儿孙。这不是小事，大丈夫宁愿孤独，所以向远方表达忠诚，希望得到好的回应。”当时郭淮已经去世，文钦不知道，所以有这封信。《世语》记载：毋丘俭被杀时，他的同党有七百多人，侍御史杜友审理这个案子，只举出十个首犯，其余的都释放了。杜友，字季子，是东郡人，在晋朝担任冀州刺史、河南尹。他的儿子杜默，字世玄，担任过吏部郎，卫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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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丘俭的儿子毋丘甸担任治书侍御史。在毋丘俭起兵之前，毋丘甸就已经察觉到父亲的计划，于是带着家属逃到了新安的灵山上。然而，最终他们还是被司马师的军队找到并攻破，毋丘俭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都被诛杀。（《世语》记载：毋丘甸，字子邦，在京城很有名。齐王被废时，毋丘甸对毋丘俭说：“父亲您肩负着国家的重要职责，国家动荡却安然自守，将会受到天下人的指责。”毋丘俭认同他的观点。大将军司马师很讨厌毋丘甸的为人。等到毋丘俭起兵时，司马师问毋丘甸在哪里，得知他不来，认为他没有能力。毋丘俭起兵时，派遣四个儿子到吴国。太康年间，吴国被平定后，毋丘甸的兄弟们都回到了中原。毋丘甸的弟弟毋丘宗，字子仁，继承了毋丘俭的风骨，后来担任了零陵太守。毋丘宗的儿子毋丘奥，担任巴东监军、益州刺史。）

    历史学家习凿齿评价说：毋丘俭因为感激明帝的托付，所以才发动了这次叛乱。君子认为，毋丘俭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说是忠臣了。他尽心尽力地去追求正义，这是他自己能做到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时运。如果自己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成功又怎么可能必然呢？忘记自我，不自我保证一定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忠诚。古人说：“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毋丘俭可以说是无愧于心的。

    文钦在战败后逃到了吴国。吴国封他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文钦投降吴国时上表说：“我生不逢时，一直隶属于魏国，两次与上天失之交臂。虽然我身处偏僻之地，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司马师逆天行事，废黜并害死了两位君主，他的罪行比夏桀、商辛、赵高、王莽还要恶劣。我们家几代都受到魏国的恩惠，我就像乌鸟一样，怀着愤懑的心情，想要为国家尽忠。我与毋丘俭、郭淮等人一起起兵，共同讨伐司马师，清除奸邪，这是我作为一个臣子的真诚愿望。但我的智谋浅薄，无法施展，进退两难，悲痛万分。我退而反思，觉得自己无法帮助魏国，深感愧疚，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我冒昧地遵循古人的道义，决定归顺贵国，希望借助天威，能够实现我的一点愿望。即使在战场上死去，我也无怨无悔。现在我率领部下，归顺圣明的教化，我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羞愧，这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谨将我所受的魏国使持节、前将军、山桑侯的印绶奉还。面对这份奏表，我感到惶恐不安，等待着惩罚。”

    《魏书》记载：文钦，字仲若，是谯郡人。他的父亲文稷，在建安年间担任骑兵将领，以勇猛着称。文钦从小就以名将之子的身份，以勇武闻名。魏讽反叛时，文钦因为与魏讽有牵连而被捕入狱，被打了几百下，本应处死，但因为文稷的关系，曹操赦免了他。太和年间，文钦担任五营校督，后来出任牙门将。他性格刚烈、暴躁、无礼，对上级傲慢无礼，不遵守官府的法律，因此多次被弹劾，明帝也压制他。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淮南牙门将，转任庐江太守、鹰扬将军。王凌弹劾文钦贪婪残暴，不适合镇守边疆，请求免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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