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规定，官吏遇到大的丧事，一百天以后都要服役。司徒的官吏解弘，遇到父亲的丧事，后来又有军事行动，他接到命令，应该出发，他却以有病为由推辞。皇帝下诏书，大发雷霆说：“你又不是曾参、闵子骞，为什么说损害了身体呢？”催促把他抓起来审问。高柔看到解弘确实身体很弱，就上奏陈述了这件事，认为应该宽恕。皇帝才下诏书说：“解弘真是个孝子啊！赦免他吧。”
当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担任叔父公孙恭的内侍。在公孙渊还没有反叛之前，公孙晃多次报告了公孙渊要反叛的情况。等到公孙渊谋反以后，皇帝不忍心在闹市上斩杀公孙晃，想在监狱里杀掉他。高柔上疏说：“《尚书》说‘用罪名来讨伐罪人，用德行来表彰善人’，这是国家制度的明确规定。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儿女，是叛逆的同类，确实应该斩首示众，不让他们留下后代。可是我私下听说，公孙晃事先多次主动回来，报告公孙渊祸事的苗头，虽然他是凶恶家族的人，但是推究他的本心，是可以原谅的。过去，孔子体谅司马牛的忧愁，祁奚表明叔向的过错，这是过去的美好道义。
我认为公孙晃确实有报告的情况，应该宽恕他的死罪；如果他自己没有报告，就应该在闹市上斩首。现在，不赦免他的性命，也不公开他的罪行，把他关在监狱里，让他自杀。四方的人看着我们国家，或许会怀疑这种做法。”皇帝没有听从，终于派使者送黄金粉末，让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儿女喝下去，赐给他们棺材和衣服，把他们埋葬在住宅里。孙盛说：听说五帝没有告诫发誓的文字，三王没有盟誓的事情。那么，盟誓的文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抵押人质的做法，是从周朝衰微的时候开始的。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坚定，那么天地都可以感动；如果内心藏着别的想法，那么连鸥鸟都不会飞下来。何况自己的信用不足，却希望别人一定归附；自己的疑心产生，却希望别人一定诚心诚意，这和抱着冰块希望得到温暖，抱着火炭希望得到凉快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追求功劳的人，凶恶残暴的人，没有不背弃感情，只用计谋，贪图利益，忘记亲人的人。即使有慈爱孝顺的感情，也害怕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周朝和郑国互相憎恨，汉高祖让项羽煮他的父亲，隗嚣抛弃儿子，马超背叛父亲，他们残忍到了极点，哪里能因为抵押了亲人，就真诚地把他们托付给对方，使他们永远牢固呢？
如果君主能够远的观察先王防止邪恶的最好办法，近的借鉴狡猾凶恶的人追求利益的凶恶用心，用解除罗网的仁慈战胜他们，用招来安抚的恩惠对待他们，用雷霆万钧的威力照耀他们，用及时的雨露滋润他们，那么，不恭敬的人可以在一个早晨收敛自己的行为，狂暴的人可以在朝廷上屈膝下跪。何必拘押他们的亲人，来换取他们的感情，逼迫他们所爱的人，来控制他们的命运呢？如果不能这样，却依靠计谋，用权术笼络他们，用一般的办法检查他们，虽然观察了一个地方，却希望得到整个天下，这种办法产生在粗俗狭隘的地方，希望或许能得到一半暂时的好处。
自己不得不实行残酷的刑法，来完成灭族的惩罚。这也是因为亵渎盟誓是由于一个人，而说使他的军队失败，没有留下后代的话。哪里还能再引用四种罪行不牵连后代的典章，司马牛得到宽恕的道理呢？假使抵押的人都不能保护他们的父兄，总是有二三句话，委屈地哀求他们的本意，而让他们都活下来，那么就会增长儿子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让父亲和哥哥处于危险之中这种荒谬的想法。子弟虽然抵押了，一定没有杀戮的忧虑；父亲和哥哥虽然反叛，最终也没有灭绝的忧虑。高柔不明白这种办法不是强盛的君主的办法，应该阐述深远的道理，免除这种近处的制度。
可是他却陈述法律内的刑罚，来保全一个人的性命，可以说是心里存在着小小的善良，不是君主的气度。古代杀人的时候，也有仁慈。在监狱里判刑，并不是错误。臣裴松之认为，辨别和说明事情的道理，贵在得到当时的适宜的办法，不要白白地高唱大道理，而最终没有用。虚浮不实的说法，不切合实际，就好像画鬼魅的样子，却在狗和马的形状上犯了错误。抵押人质的兴起，并不是模仿近代，何况三国鼎立，辽东偏远，把他们的亲属作为人质，来防止他们反叛，不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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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柔说公孙晃有事先报告的好处，应该宽恕他的本心。可是却严厉地责备高柔不能阐述深远的道理，免除这种近处的制度。我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猜疑和防范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