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又害怕监察官员徇私舞弊，就设置司察官员来纠察。这样一来，官员相互牵制，监察相互监督，人们心怀异心，上下目标不一致。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却没能加以纠正。到了魏朝，国家事务繁忙，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五等爵位制度虽然难以一下子恢复，但可以大致确立一些准则，来统一国家的治理制度。如今的地方长官，既要管理百姓，又要受郡守、刺史的多重管辖。如果郡所管理的事务，只是一些大概的方面，与州的职责相同，那就没有必要设置双重管理。应该省去郡守这一职位，只设置刺史；只要刺史的职责存在，监察的工作就不会荒废。而且，郡里的众多官吏可以回乡务农，这样既能减少行政开支，又能增加粮食产量，这是第一个好处。大县的人才，都有能力担任郡守，然而在处理是非争端时，常常会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争执。顺从上级意见就能相安无事，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引发纷争。就像烹调美味的羹汤，关键在于调和不同的味道；上下级之间要相互帮助，才能共同受益。一味顺从才能安定，这就像琴瑟只弹奏一个声音一样单调。如果省去郡守这一职位，就能使官职简化，事务也会变得简单，这是第二个好处。此外，郡里负责监察各县的官吏，常常为了袒护自己的亲友和同乡，利用公务之便刁难他人，百姓的困苦就是由此产生的。如果将郡县合并，就能堵塞产生混乱的根源，这是第三个好处。如今国家处于衰败的时期，百姓生活困苦，人口减少，贤才稀缺，能够承担事务的人不多。郡县的优秀官吏，往往数量不足，郡里接受县里上报的事务，繁重的工作都在下面，然而在选拔官吏时，郡里却优先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一来，直接与百姓接触的官吏，往往是能力低下的人。官吏是百姓的依靠，却常常平庸鄙陋。如果将郡县合并，就能选拔更多清正贤良的官吏任职，从而使良好的教化得以传播，百姓和万物都能安宁，这是第四个好处。制定制度，让万户人口以上的县，其长官称为郡守；五千人口以上的，称为都尉；千户人口以下的，县令、县长的称呼不变。从县长以上的官员，通过考核来决定升迁任用，根据才能来提升职位，所管理的范围也相应扩大，这是选拔人才、考核功绩的合理顺序。如果制度一旦确定，官员的才能就有了相应的等级，治理的成效也会显着提高，这是第五个好处。如果省去郡守这一职位，县里的事务可以直接上报，不会出现堵塞和拖延的情况，虽然不一定能恢复到三代时期的良好风气，但简化统一的教化，或许是可以实现的。方便百姓、节省费用，就在于此。”

    夏侯玄又认为：“文采和质朴的交替使用，就像四季的交替一样自然。君主顺应天理，治理万物，一定要根据时弊进行改革，使国家通畅发展。时代过于质朴，就用礼仪来修饰；时代过于奢侈，就用质朴来纠正。如今，我们继承了百代帝王之后的局面，又受到秦汉时期遗留风气的影响，社会风俗过于注重形式和奢华，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改变百姓的期望。如今的制度规定，从公、列侯以下，职位在大将军以上的官员，都可以穿绫锦、罗绮、纨素等华丽的衣服，佩戴金银装饰的物品；在此级别以下的，各种彩色的衣服，普通百姓也可以穿着。虽然上下等级有所差别，但朝臣的服饰制度，已经与皇帝相差无几，各种颜色的使用，也已经在下面通行。想要让市场上不买卖华丽的物品，商人不贩卖稀有的货物，工匠不制作雕刻精美的器物，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从根本上进行治理，参考古代的制度，选取文采和质朴适中的标准，制定礼仪制度。车辆、服饰等，都应该遵循质朴的原则，禁止去除社会上追求奢华的风气。让参与朝廷事务的家族、有官位的人家，不再有华丽的服饰装饰，不再穿多种色彩搭配的衣服，不再使用精巧细致的物品。从上到下，根据朴素的程度来显示等级差别就可以了，不要让差别过于明显。如果是因为功德而受到赏赐，这是皇帝特别施加的恩宠，都应该由相关部门进行表彰，然后才能使用这些赏赐的物品。上级对下级的教化，就像风吹草动一样。如果朝廷倡导朴素的风气，那么下面追求奢华的心思自然就会消除。”

    司马懿回信说：“审慎地选拔官员、去除重叠的官职、改革服饰制度，这些建议都非常好。以乡里的德行为标准进行考察，朝廷考核官员的政绩，大致的方向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然而，这些制度长期以来相互因袭，一时之间难以改变。秦朝的时候没有刺史，只有郡守和长吏。汉朝虽然有刺史，但只负责监察六条规定的事项，所以刺史乘坐的是传车，其下属被称为从事，他们居无定所，也没有正式的臣属身份，后来才逐渐演变成正式的官职。从前贾谊也担忧服饰制度的问题，汉文帝虽然自己穿着黑色的粗布衣服，但仍然不能使上下的服饰制度符合规范。恐怕这三件事，要等到有贤能的人出现才能解决。”

    夏侯玄再次写信说：“汉文帝虽然自己穿着黑色的粗布衣服，但没有改革和端正法律制度，朝廷内外存在着僭越的服饰，宠臣接受无节制的赏赐。从这一点来看，他似乎只是为了树立自己节俭的名声，而不是真心致力于整顿国家的制度。如今您是当世的贤才，担任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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