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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铤而走险的大规模运粮，林向安才真正摸清了其中的流程与门道。
实际上，粮食本就是朝廷治国的根基。
先帝推行“重农抑商”，奉行广积粮的国策，将粮食储备视作安国立本之要。
因此，户部下设十三清吏司，各司分管一省田赋与粮饷。
仓部则专掌中央粮仓的管理与审计。
驻淮安的漕运总督，掌控南粮北运的生命线。
而各地总督、巡抚，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负责本地的粮食生产、征收与赈灾。
围绕这些制度，朝廷建立了一整套粮政体系：
田赋征收、漕运制度、开中法与仓储备荒。
田赋，是国家最主要的粮食来源，直接向自耕农与地主征收。
漕运，则是将江南丰饶之粮，源源不断运往北方。
开中法，军队运送军粮等物资，然后换取“盐引”，一份盐引大概四百斤盐。
朝廷不费一分一毫，利用粮食政策撬动民间商业资本，也因此催生出一批巨富盐商。
仓储系统，则由地方官府执行，分为官仓与民仓：
官仓用于军队、官僚和漕运体系；
民仓则以平抑粮价、赈济灾荒为主，又细分为预备仓与社仓、义仓。
其中预备仓最为重要，由州县设立，粮源包括官钞收购、罪囚赎罪粮、民间输捐等；
而社仓、义仓则多由乡绅富户出资，带有浓厚的自治色彩，遍布乡村。
按理，京城的粮价，本该由预备仓来调节。
但因皇长孙与诸藩王的争斗，运转受阻，导致粮价失序。
林向安正是在这段权力真空期，借宁远伯府、李家与镖局之力，强行运粮入京。
虽然铤而走险，却也缓解了市场压力。
眼下，他打算借用现有的制度框架，来拓展自己的粮道。
放眼天下，最重要的产粮区，正集中在湖广、江西、安徽与江浙等地。
在几个关键产粮区，林向安计划挑选水陆交通便利的城镇，设立收购点。
这些收购点不再是普通粮店，而是相当于小型“分公司”。
每个点都需派驻一名得力掌柜，配备账房、伙计与护卫。
这就意味着，要吸纳并培养大量人才，经过系统培训，按统一标准去管理，才能确保运转高效。
到时将与当地势力合作，重点联络粮行和大地主，由他们充当中间商进行批量收购，以降低管理成本。
同时，也可直接开设粮仓。
收购零散农户的粮食，不仅能赚取差价，还能博得好名声。
必须在关键节点建立大型中转仓，比如扬州、汉口、通州等地。
这里不仅是仓库，更是贸易站。
粮食可以在此集散、分级、包装，甚至进行短期交易。
比如，南方稻米与北方麦豆也能在此互换。
更重要的是，中转仓还是情报节点。
每一个仓都将收集当地粮价、天气、民情、官府动向等信息，定期汇报，以便做出应对。
若要让粮业顺利发展，还必须在相关产业布局，打造一个互相补充、能抵御风险的商业闭环。
这其中包括船运、车马行、银楼与当铺。
船运与车马行，不必自建，以入股或合作模式为主。
林向安打算通过提供稳定的运粮订单与资金支持，换取优先使用权、优惠价格，乃至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形成利益共同体。
如此，特殊时期，若陆路断绝，便走水路；若水路不畅，则转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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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银楼与当铺，则必须由自家掌控。
为什么选择开银楼，而不是钱庄？
钱庄的核心在于“信用”和“汇兑”，它直接关乎地方乃至国家的金融稳定与货币流通，是朝廷的经济命脉。
历来官府盯得极紧，监管严苛。
而且，钱庄的信誉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
这既不是林向安现阶段所拥有的，也不是他能等得起的。
综合来看，倒不如开银楼。
银楼的核心是“金银制品”和“实物兑换”。
在朝廷眼中不过是手工业和零售业，政治敏感度远低于钱庄。
但若细究，银楼其实已经半只脚踏进了金融业。
富户常常将金银首饰、金锭银锭寄存在信誉良好的银楼，托管或改款。
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物储蓄”。
而遇到急需用钱的熟客，银楼也能顺理成章地以首饰抵押。
提供短期周转，这自然演化成了“抵押贷款”。
有了这些基础业务，林向安便想到，银楼完全可以为“内部”产业提供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