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堵疏结合”的温度：从“仁政利民”看古典诗词中的治理情怀
南京经开区在查处“公电私充”的同时，督促加装8台私家车收费充电桩，为干部职工“上班充电、下班用车”提供便利，这种“堵漏洞”与“解民需”并重的做法，体现了“严管与厚爱结合”的治理温度。这种“仁政利民”的情怀，在唐诗宋词中更是被反复吟咏，成为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
杜甫一生追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民生理想，其诗作中始终贯穿着“治政当以民为本”的理念。《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以“春雨润物”喻“善政利民”——好的政策应当像春雨一样，在百姓需要时及时到来。南京经开区加装收费充电桩，正是“知民所需、解民所困”的“及时雨”：既制止了“公电私充”的违规行为，又满足了干部职工的合理充电需求，避免了“一禁了之”的简单化治理，这与杜甫“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民生情怀完全一致。
白居易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直白表达了“为官者当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担当。他在任苏州刺史时，“始到官时，逢盐荒，人相食”，便立即开仓放粮、减免赋税，同时改革盐政，既打击“盐商囤积”的弊政，又保障“百姓吃盐”的需求，这种“堵疏结合”的治理方式，与今日处理“公电私充”的思路如出一辙。白居易主张“治弊当不违民愿”，若仅禁止“公电私充”而不解决充电需求，便会引发抵触情绪；加装收费充电桩，则实现了“合规”与“便民”的双赢，这正是“以民为本”治理思想的现代体现。
苏轼在《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中描绘“牛衣古柳卖黄瓜”的乡村图景，感叹“人间有味是清欢”，其治理理念始终是“不扰民生、顺应民需”。他在徐州任上，遇黄河决堤，既组织军民筑堤防洪（堵漏洞），又开仓放粮、招募流民修复农田（解民困），最终稳定了局势。南京经开区的“工作提示函”与“收费充电桩”并举，本质上也是“堵”与“疏”的结合：“堵”的是违规行为，“疏”的是合理需求，这与苏轼“治政当如水，既能载舟，亦能导滞”的智慧高度契合。
四、文化传承与现代启示：从古典诗词看廉政建设的永恒价值
“公电私充”事件虽小，却折射出廉政建设的永恒命题：如何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如何践行“防微杜渐”的智慧，如何平衡“严管厚爱”的温度。而唐诗宋词中蕴含的“戒贪”思想、“治弊”智慧、“利民”情怀，为今日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李白在《赠从弟宣州长史昭》中写道：“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强调“廉政当靠自觉”——真正的廉洁，源于内心对“义”的坚守，而非单纯的外部约束。南京经开区的批评教育与制度修订并举，正是“内外兼修”的治理：既通过制度“堵漏洞”，又通过教育“树信念”，让干部从“不敢贪”转变为“不想贪”。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公而忘私”的精神标杆——当干部心中装着“黎元”，便不会为“一度电”的小利所动。
宋词中，包拯的《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堪称古代廉政宣言：“清心”是治理的根本，“直道”是立身的准则。这与今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高度一致——“清心”便是守住初心，“直道”便是坚守正道。南京经开区修订管理办法、加装收费充电桩，正是“直道而行”的体现：不回避问题，不搞“一刀切”，以务实举措解决实际问题，让廉政建设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从“公油私加”到“公电私充”，腐败的形式在变，但“贪念”的本质未变；从唐诗宋词的“戒贪”警言到今日的廉政新规，治理的手段在变，但“公私分明”“以民为本”的核心未变。正如王安石在《商鞅》中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信诚”——既要以制度立信，让公众相信“违规必受惩”；也要以行动践诚，让干部感受到“组织有温度”。南京经开区的实践，正是以“信诚”为纽带，将古典诗词中的廉政智慧转化为现代治理的有效举措，为新时代廉政建设提供了“古为今用”的生动范例。
“毛毛细雨湿衣裳，点点贪念毁名节”，这句警示语既是对“公电私充”者的告诫，也是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提醒。而唐诗宋词中那些闪耀着廉政光芒的诗句，如明灯般穿越千年，仍在提醒我们：廉洁，是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