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潮生第一次见到“破浪号”时，裤脚还沾着滩涂的泥。那是2003年的梅雨季，浙东沿海的雨下得黏腻，他跟着阿爷穿过挂着渔网的巷子，咸腥的风裹着雨丝扑在脸上，远处码头突然传来一阵木料碰撞的闷响。
“到了。”阿爷停下脚步，枯瘦的手指指向岸边。
十五岁的潮生眯眼望去，一艘木质渔船正斜斜泊在褪色的蓝漆码头边。船身泛着深褐色的光，像是被海水反复浸泡后沉淀出的颜色，船头雕刻的鱼眼已经模糊，却仍透着股不服输的劲。这就是阿爷念叨了半年的“破浪号”，据说是镇上最老的船，比潮生的爹还要大上二十岁。
“愣着干啥？上船看看。”阿爷踏上摇晃的跳板，潮生连忙跟上，木板在脚下发出“吱呀”的呻吟，像是老人的叹息。船舱里飘着淡淡的松脂香，角落里堆着几卷旧渔网，网眼上还挂着晒干的海藻。阿爷蹲在船尾，摸着斑驳的舵轮，声音突然软下来：“你爹当年就爱蹲在这儿，看我修船。”
潮生的爹在他七岁那年出海，再也没回来。娘后来改嫁去了城里，他跟着阿爷在海边的老屋里过活。阿爷以前是镇上最好的修船匠，后来腿受了伤，就很少去码头了，只是偶尔会对着墙上挂着的旧船模发呆。
“这船得好好拾掇拾掇，下个月渔汛就能用。”阿爷站起身，拍了拍潮生的肩膀，“你也大了，该学学怎么跟海打交道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潮生成了“破浪号”的常客。每天放学，他都会提着工具箱去码头，帮阿爷递钉子、拧螺丝。阿爷教他辨认船板的纹路，说什么样的木头耐海水浸泡；教他给船底刷桐油，说这样能防止海虫蛀咬；还教他检查渔网的结节，说每个结都系着渔民的命。潮生学得认真，指尖被木屑划破了好几次，贴上阿爷给的草药膏，第二天又接着干。
有天傍晚，潮生正在船舱里打磨船桨，突然听见码头上传来争吵声。他探头出去，看见几个穿西装的人正围着阿爷，手里拿着几张纸。“老人家，这码头要拆迁建旅游区，您这船也得挪走，我们会给补偿的。”为首的男人说。
阿爷皱着眉，把纸推了回去：“这码头是我们渔民的根，这船也不能挪，挪了就没魂了。”
“您这是为难我们啊。”男人叹了口气，“上面的政策已经定了，下个月就动工。”
潮生攥紧了手里的船桨，跑过去站在阿爷身边：“这船是我爹当年待过的船，不能挪！”
男人看了看潮生，又看了看阿爷，无奈地摇了摇头：“你们再考虑考虑，下周我再来。”
等人走了，阿爷坐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远处的海平面，半天没说话。潮生也坐下，学着阿爷的样子望着海。夕阳把海水染成了金红色，几只海鸥贴着海面飞过，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
“潮生，你说海会不会变？”阿爷突然问。
“不知道。”潮生摇摇头，“但船不会变吧？”
阿爷笑了笑，摸了摸潮生的头：“船也会变，就像人会老一样。但只要心里的根还在，就不怕变。”
那之后，阿爷每天都去码头，除了修船，还会跟来码头的渔民聊天，说码头不能拆，说“破浪号”不能挪。可渔民们大多只是叹气，有的已经在城里找了活，有的则等着拆迁补偿款。潮生看着阿爷孤单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开始学着写倡议书，把码头的历史、“破浪号”的故事写下来，贴在镇上的公告栏里，可没几天就被新的广告覆盖了。
渔汛前的最后一个周末，阿爷带着潮生驾着“破浪号”出了海。那天风不大，海水很平静，阳光洒在船帆上，像镀了一层金。阿爷掌着舵，潮生坐在船头，手里拿着阿爷做的鱼竿钓鱼。
“你爹第一次跟我出海，也是坐在这里，钓了一条两斤重的鲈鱼。”阿爷的声音随着海风飘过来，“他那时候跟你一样大，比你还调皮，非要自己掌舵，结果把船开得歪歪扭扭的。”
潮生笑了，想象着爹年轻时的样子。他突然觉得，爹好像就坐在自己身边，陪着他一起看海。
“潮生，你看那边。”阿爷指着远处，潮生顺着阿爷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群海豚正跟着船游，灰色的脊背在海面上此起彼伏。
“它们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呢。”阿爷说，“海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
那天他们钓了很多鱼，傍晚回到码头时，看见镇上的很多人都在等他们。有潮生的同学，有卖海鲜的阿姨，还有以前跟阿爷一起修船的老匠人。
“陈大爷，我们都听说了，码头不能拆！”卖海鲜的阿姨说，“我们已经联名写信给上面了，这码头是我们的家，不能说拆就拆。”
潮生愣住了，阿爷也愣住了，眼眶慢慢红了。原来这些天，阿爷的坚持被镇上的人看在眼里，大家也开始觉得，不能让码头就这么没了。
后来，上面的人来了好几次，听了镇上人的意见，又去看了“破浪号”，最后决定修改拆迁方案，保留码头的一部分，把“破浪号”当成渔船文化的展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