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越没打算隐瞒，他需要江宁了解这些，这不仅是他的事，也可能在未来牵涉到江宁，组织了下语言：

    “现在情况……好了不少。这次被查封的货，金额、数量都过于巨大，一开始被定性为‘重大投机倒把’，不过，现在已经变了……”

    他详细解释，仿佛在复盘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役：

    首先，通过郑主任和他的紧急运作，市郊四个物资常年紧张、确有缺口的供销分社，提供了相应的需求说明和内部会议记录。

    这一下，就将大约三分之一、价值接近两万元的货物，从“非法囤积私货”的范畴，扭转为“手续不全的民间调剂物资”，性质从刑事犯罪滑向了工作瑕疵。

    接着，对于那些体积庞大、数量惊人的货物，比如棉布、毛线、胶鞋、基础五金件等，沈越也早有准备。

    他与街道集体工厂和郊区社队企业，事先就签订过简单的《购销意向书》和《委托代购函》。

    这些文件将这部分的货物性质往“受委托代购生产资料、交割延迟”的经济纠纷方向引导，成功避开了“纯粹倒卖牟利”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