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年度分红’文件夹里的七笔汇款都对上了。”安欣把纸放在桌上，“金额、时间、收款账户，全都能跟白金汉酒店和滨江码头运输公司的对公流水对应。这不是巧合，是固定操作。”
丁义珍点点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两亿三千万，走一个空壳公司，名义上是咨询费。可查过那家公司有没有实际业务？雇几个人？租办公室？报税记录？”
“查了。”安欣苦笑，“注册地址是个虚拟办公位，连门牌号都是共享的。过去五年没申报过一笔增值税，也没雇过一个正式员工。典型皮包公司。”
“那就不是做生意，是洗钱机器。”丁义珍站起身，走到调度台前，“人民银行的数据到头了，再往上追，咱们没渠道。得换条路走。”
安欣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找外援？”
“不是外援，是借道。”丁义珍拿起内线电话，“现在不拼速度，拼的是谁能看得更远。我打个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就被接起。
“周叔，我是丁义珍。”他语气平稳，“有个事，得您出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你说。”
“杜伯仲这条线，我们挖到了境外。七家企业，两年内向一家开曼公司打了两亿多，名目全是‘咨询服务费’。表面合规，实质洗钱。现在卡住了——银行系统不认人，只认协议和授权。国内能调的都调了，但再往外一步，没人带路。”
周叔的声音低而稳：“你想让我怎么帮？”
“华人华商银行在海外有合作网络，尤其在离岸金融这块，你们经手的案子比监管机构还多。我不需要你违规，只需要你以反洗钱协查的名义，启动一次特别追踪。查那家开曼公司的资金最终去向，特别是它有没有把钱转出去，转给谁。”
“你知道这种操作一旦留下痕迹，合规部门会追责到底。”
“我知道。”丁义珍看着大屏上的资金流向图，“所以我已经让法制处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联合金融监管局和经侦支队共同签署，赋予这次协作临时合法性。不会让你一个人扛。”
周叔停顿了几秒，说了句：“等我十分钟。”
挂了电话，安欣低声问：“他会答应？”
“他会算账。”丁义珍靠在椅背上，“这种人从不做亏本买卖。他要的是程序正当，只要我们把路铺平，他就敢踩上去。”
十分钟后，手机震动。周叔回电。
“备忘录我看了，可以操作。”他说，“我已经通知合规部出具内部授权书，仅限本次专案使用。另外，我会派三个分析师组成支援小组，接入你们指挥中心的数据终端，远程协作。”
“太好了。”丁义珍立刻转向调度员，“马上开通加密通道，接通华人华商银行的技术接口。所有人，准备接收境外数据流。”
不到半小时，指挥中心的大屏右侧多出一块新分区，显示着“华人华商银行·反洗钱应急响应组”的标识。紧接着，一份PdF文件弹窗跳出：《关于开曼群岛Cayman Star sulting Ltd.的历史交易分析报告（初稿）》。
安欣点开一看，倒吸一口冷气：“这五年，不只是京海这几笔。这家公司在东南亚、华南、西南共接收类似‘咨询费’十二笔，总额超过十八亿。付款方涉及地产、港口、能源项目，全是高现金流行业。”
“胃口不小。”丁义珍凑近屏幕，“而且手法一致——境内企业打款，离岸公司收钱，然后呢？钱去哪儿了？”
就在这时，视频窗口弹出。周叔出现在画面里，背景是银行风控室的监控墙。
“丁局长，”他开门见山，“我们顺着最后几笔转账查了下去，发现这些钱没有停留在开曼，而是通过两家新加坡中转户，流入了一家名为‘南洋信托基金’的机构。这家公司注册在裕廊岛，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但实际控制人信息被层层信托结构遮蔽。”
“典型的海外资产隔离设计。”丁义珍冷笑，“钱一进去，就不是他的名字了。”
“没错。”周叔回应，“但我们发现了一个细节——近三年，这家信托基金陆续向三家国内投资公司注资，总金额约六点七亿。而这三家公司，恰好控股了京海市两个商业地产项目和一家民营医院。”
安欣猛地抬头：“返程投资？”
“正是。”周叔点头，“他们把黑钱送到海外‘洗白’，再以‘外资’身份投回来，享受税收优惠，还能堂而皇之地拿地、并购、扩张。整个闭环，滴水不漏。”
丁义珍盯着那三条回流线路，眼神越来越冷：“所以杜伯仲不是一个人在干。他背后有人帮他做资本包装，有人替他打通跨境通道。这个人，要么是金融老手，要么……就是一直躲在暗处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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