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拿自己的前途去赌别人的承诺。”丁义珍声音沉下来，“我可以明说——谁煽动违法聚集，谁就是在破坏京海的稳定。我们欢迎提意见，但绝不允许有人把民意当工具。”

    会后，几位代表主动留下，商量怎么在各自社区组织政策宣讲会。一位退休教师说：“我晚上就在小区广场摆张桌子，拿喇叭讲，谁爱听谁来。”

    丁义珍笑了：“您要是忙不过来，我给您配个扩音器。”

    傍晚六点，他回到临时指挥中心。墙上大屏显示各片区民情反馈数据：今日设立意见站十七个，接待群众四百余人次，现场解决问题五十三件，限时督办八十九项。

    秘书进来汇报：“阳光街道王桂兰的补偿款已完成审批，预计今晚到账。另外，三家媒体约了明天采访您，想报道‘干部下基层’这件事。”

    丁义珍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不接受采访。”

    “那……总得发个通稿吧？”

    “不用。”他睁开眼，“群众看到我们做事，比我们说自己做了事强一万倍。”

    他拿起桌上的汇总表，翻到一页写着“李文博近期接触人员清单”，目光停在“市政信息中心宣传科科长张伟”这一栏。

    正要开口，手机响了。是安欣。

    “李响查到了，张伟上周和李文博一起在城南一家茶楼出现过，监控拍到他们进了包间，待了四十分钟。”

    丁义珍盯着屏幕上的时间轴，轻轻敲了两下桌面。

    “继续盯。”他说，“别打草惊蛇。”

    他挂了电话，站起身走到窗边。天已经黑了，街灯亮成一片。远处某个小区广场上，隐约传来扩音器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讲话。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对秘书说：“明天上午，我去东湖新区。”

    “那边……最近有点动静，有人说要组织联名信。”

    “那就去听听。”丁义珍拿起外套，“群众愿意说话，说明还有信任。怕的不是提意见，怕的是连话都不愿跟你说了。”

    他走出办公室，走廊灯光平稳。值班员抬头问要不要派车。

    “不用。”他说，“我走过去。”

    夜风吹在脸上，他摸出手机，又看了一眼安欣发来的信息截图。那个茶楼的名字叫“清心居”，位置在城南老街，离市政大院步行不到十分钟。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脚步没停。

    前方路口，一辆电动车缓缓停下，骑手摘下头盔，抬头望了望政府大楼的方向。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