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坐下，打开文件袋，一页页翻看。

    中暑名单、气象图、医疗记录、录音文字稿，甚至还有村民签字的证言材料，整整齐齐，分类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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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句“预计三日内将发生严重中暑事故”，笔迹刚劲，墨迹清晰。

    “你写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会出人命？”

    “我知道。”

    “可你没拦住？”

    “我拦过。三次书面建议，一次现场叫停，两次会议提意见。李达康撕了材料，说我是拆台。”

    高育良合上文件，抬头看向窗外。县政府门口的路灯下，人群仍未散去，有人点起了蜡烛，摆上老吴的照片，默默跪着。

    这时，祁同伟推门进来：“高书记，李达康刚才打电话，说要向您汇报情况。他称这次事件是‘个别村民受煽动，制造不稳定因素’，建议定性为‘群体性闹事’。”

    丁义珍冷笑一声：“他到现在还不认？”

    高育良慢慢站起身，把文件袋放在桌上：“那就让他当面说吧。叫他来，现在。”

    祁同伟应了一声，转身出门。

    丁义珍站在窗边，看着远处工地上那两盏探照灯，依旧亮着，像两把插在夜里的刀。

    高育良走到他身边，低声问：“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等调查组来。”

    “然后呢？”

    “然后看谁敢把人命当数字。”

    高育良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你跟你爸，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丁义珍没笑，只说：“他教我的第一条，就是——

    人死了，就不能再装作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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