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工作间"永远泛着一股廉价香水与汗水发酵的酸味，混着香烟烧穿床单的焦臭。
那间十平米的小屋塞着一张弹簧床，床头摆着我那个土大款父亲的照片——那是母亲唯一的装饰品，她说要让客人们看清楚，她曾经也当过"正经女人"。
每当门缝下漏出陌生男人的皮鞋影子，她就会往我手里塞几张崭新的大钞："小珂，你先出去买点东西吃，妈妈工作完就带你吃好的，乖。"
钞票总是带着她掌心的温度，还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腥气。
我知道那是她在接客前总要拼命洗刷的味道，但有些气味就像墙角的霉斑，怎么擦都会渗回来。
巷口卖烧烤的阿婆说，母亲年轻时是夜总会的头牌。
那个姓阮的土老板说好要娶她，结果只留下我这个意外和每个月五千信用点的抚养费。
五千块在我童年的时候不算少，但架不住母亲要买新裙子、要做头发、要把我打扮成"大小姐模样"去向父亲要钱。
"你爸最喜欢女儿了，"她给我梳头时总这么说，"等下见了他就哭，哭得越惨给的钱越多。"
……
我背着印满名牌logo的书包蹲在垃圾站后面时，阿黄总会准时出现。
它是一只毛色发亮的杂种狗，左耳缺了个角——听巷口修车的老李说，是在狗肉馆逃出来时被铁钩撕掉的。
我掰开手里的火腿三明治，它湿润的黑鼻子就轻轻蹭过我的手指，不像班里那些同学，他们的母亲总会尖叫着把他们从我身边拽走。
"阮珂妈妈请你自重！这是孩子上学的地方，不是你的猎艳场所！"上周班主任家访时，我趴在门缝看见她对我母亲翻白眼，"你勾引家长会会长的事，整个年级都知道了。"
母亲笑得花枝乱颤，把烟灰弹在班主任茶杯里："是啊，你老公还说你家床垫太硬呢。"
第二天我的课桌被红墨水涂满了"XX养的"，前座女孩"不小心"打翻的果汁正好冲淡那些字迹。
我数着窗外梧桐叶的影子等放学，书包里装着给阿黄带的消炎药——昨天它被保安用钢管打了。
很小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并不是我的同龄人。
黄昏的巷子是我们的王国。
阿黄教会我辨认每一条流浪狗的领地：瘸腿的老白喜欢吃包子皮，花斑怀孕了不能喂巧克力，黑背会把它找到的硬币都藏在下水道铁盖下面。
我用母亲给的钱买双份关东煮，汤里的鱼丸总会被它们用鼻子拱到我嘴边。
后来这成了我们之间的秘密仪式。
周一带火腿肠给瘸腿的阿黄，作为回报它会护送我躲过巷子里总想摸我脸的醉汉；
周三偷渡食堂的酱排骨给独眼的黑妞，它会准时蹲在校车停靠点接我，朝总往我书包里塞死老鼠的男生狂吠；
周五省下甜品费买罐头，灰耳朵就会带整支流浪狗队帮我围着那些聚众骂"野种"的阔太千金转圈，直到她们的羊皮高跟鞋沾满狗爪印。
我们的暗号是塑料瓶轻轻磕地的脆响。
只要听见这个声音，阿黄就会领着整个巷子的流浪狗从各个角落钻出来——瘸腿的老白总是最后一个到，它的右前爪被汽车碾碎过，跑动时像艘颠簸的小船。
花斑快临产那阵子，其他狗会自动让出最暖和的纸箱位置，黑背甚至会偷来水果摊的旧棉袄给她垫窝。
我第一次看见生命降临是在某个暴雨夜。
花斑难产，惨叫声撕破雨幕。
老狗们围成密不透风的圈，阿黄冒雨叼来我忘在垃圾站旁的校服外套。
当我颤抖着捧出那团湿漉漉的小生命时，花斑虚弱地舔我的手背，新生幼犬的心跳通过我掌心直达喉咙——那只小小狗崽比以往我提过的东西还要“重”。
我们有个秘密基地，在废弃印刷厂的排风管道里。
我用偷来的美术课颜料在铁皮上画满爪印，黑背找来的硬币正好够买一把小挂锁。
每周五放学后，那里会举行"狗帮大会"：阿黄负责放哨，老白教我闻泥土里的危险气味，花斑的孩子轮流舔干净我膝盖上的淤青——那是被同学推下楼梯时磕的。
有天暴雨，我发现自己被高年级男生堵在废弃车棚。
领头的那个按着我肩膀说："你妈一晚上收多少？"。
然后我听到熟悉的铁链声——黑背带着七条狗从排水沟钻出来，龇着牙在雨中围成半圆。
男生的手掌在我校服上留下爪印般的污渍。
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