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的巨富陶朱公，往来吴越齐鲁秦楚，贩货四方，低买高卖，一夜暴富，富可敌国，可家业连三代都没撑住，一场吴楚齐越之间的战乱，便让偌大家财烟消云散，家族破落。
而和他有生意往来的鲁人、孔子弟子子贡，却看得通透至极——
财物流转无常，再厚的家财，也挡不住世事翻覆。
因此他一生最看重置办田产：
一面出资支持老师周游列国，一面在诸侯各国广置土地，凭着这份根基，获得列国公认的居留与身份，成为最早以“士”立身、以土地定勋业的人，近乎后世所说的爵士。
陶朱公一生轰轰烈烈，智谋绝世，聚财散财如行云流水，到头来却没给子孙留下半点真正牢靠的根基，只在史书里留下一段助勾践灭吴、与西施泛舟五湖的风流传奇。
晚年隐去，踪迹渺茫，后人如何兴衰，连一字记载都未曾留下，偌大风光，终究是烟消云散。
子贡却不同。
他以土地立族，以士道传家，一手财富，一手学问，将孔门一脉绵延千载，让家族与文脉一同扎进天下土壤，任凭朝代更迭，始终香火不绝。
自西汉独尊儒术，孔圣人与贤弟子的事迹遍传天下，子贡置产安家、以土固族的智慧，也被一代代读书人奉为圭臬。
别以为后世王朝贬商为贱籍，商业便就此停滞，读书人心里比谁都通透——
他们奉子路为商祖，学的从来不是一味逐利，而是买地、置业、固族、传家。
千年血泪成败，总结下来，不过一句最朴素的道理：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于是便有了三代分家、散居各地的做法。
一支败了，还有另一支；
一地灭了，还有他方存世。
哪怕遭逢天下大乱，毁去几支分家，总有人能把香火悄悄传下去，不至于满门倾覆、连根拔起。
就像南朝侯景之乱，建康城中的王氏一族被屠戮殆尽，血流成河，可散在各州各郡的王氏分支依旧枝繁叶茂。
王姓非但没有断绝，反而依旧是天下一等一的名门望族，根基深扎，野火不尽。
反观那些纯粹的商贾，不置地、不扎根、不结士、不入文脉，只靠舟车往来、货殖流转聚财，每逢乱世，必定最先遭殃。
财被抢，人被杀，家被灭，短短一世繁华，转眼便成白骨荒丘，根本撑不成千年世家。
哪怕是吕不韦那样敢“买卖君主”、一手操盘天下的绝世巨商，一朝倾覆，便烟消云散，再无后人声息。
宋元两代靠海上丝绸之路崛起的海商家族，煊赫一时，到明朝中期，几乎已烟消云散。
除了当年背叛大宋、被洪武皇帝亲自下令制裁衰败的波斯蒲家，其余盛极一时的大海商，全都无声无息地埋进了历史的尘埃，连个水花都没再溅起。
如今江南这六大海商家族，起于嘉靖初年，兴于隆庆开关，盛于崇祯乱世，眼看便要在乾德初年自取灭亡。
以他们只重海商、不重土地，只结洋寇、不结民心，只图一时暴利、不筑千年根基的做法，将来的下场，只怕比当年被洪武皇帝严惩抄家、永世为奴的蒲家，还要凄惨万倍。
乾德皇帝端坐御座之上，指节无意识地轻叩着描金云龙的御案，眼底藏着深不见底的沉郁与笃定，心中自始至终揣着顺应天道历史、拨乱反正、重整朝纲的宏念，眉宇间凝着帝王独有的隐忍与筹谋，只是他从未料到，那原本清晰可循的历史轨迹，早已被连绵乱世搅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连一丝旧日的轮廓都难以寻觅。
可任凭南方局势翻涌如诡谲云海，任凭各方跳梁小丑般的势力蠢蠢欲动、作乱犯上，任凭奸佞之徒兴风作浪、蝇营狗苟，终究不过是蚍蜉撼树，根本无法真正撼动大明绵延数百年的巍巍根基。
待到他拨开层层迷雾，彻底看清这世间所有虚妄浮华，看清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那一刻，便是他攥紧雷霆权柄、挥下清算利刃，将满朝奸佞尽数铲除之日。
那些为了一己蝇头小利，不惜出卖大明万里江山、荼毒江南万千黎民百姓的国贼乱臣，届时必将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最终死无葬身之地的凄惨下场，这一点，早已是铁板钉钉、无可更改的定数，容不得半分侥幸。
张印玉立在杭州城外的官道上，眉头拧成了一团解不开的死结，脸上神色变幻不定，心中翻涌着百般纠结与煎熬，既因前路未卜而惶恐不安，指尖都止不住微微发颤，又暗自存着一丝渺茫的侥幸，总觉得或许能从中寻得一线生机。
他在城外踟蹰良久，脚步几番抬起又落下，最终还是咬着牙，半推半就、硬着头皮，重新踏入了这座让他心绪难平的杭州城。
抬眼望去，城中街巷纵横交错，飞檐翘角的楼阁鳞次栉比、林立两侧，车马辚辚往来穿梭，扬起细碎的尘土。
虽说街头行人少了几分往日摩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