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式耜与郑封皆是心怀社稷、刚正不阿之人，见此情形，心中又怒又急。
他们深知西南乃朝廷屏障，若吏治败坏、乱局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二人当即暗中商议，决定亲自微服查访，搜集关守箴、杨国威二人尸位素餐、玩忽职守的罪证，定要好好惩治这班误国误民的官员，整肃广西官场的歪风邪气。
可还没等他们将证据搜集齐全，一则石破天惊的消息便如惊雷般传来——
靖江王朱亨嘉，竟在桂林的靖江王府里，公然僭越称帝了！
这消息来得太过突然，瞿式耜与郑封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只觉得荒谬至极。
这靖江王朱亨嘉，倒真是个异于常人的“妙人”。
听闻洛阳的小福王朱由崧逃到应天府后，拥兵称制登基，建立弘光政权，他在靖江王府里气得拍案而起，满脸的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顺天府早已被闯军攻破，崇祯皇帝已经驾崩，大明朝的法统已然断裂，这龙椅本就该有德者居之。
朱由崧不过是福王一脉的世子，论血脉亲疏、论资历声望，哪一点比得上他朱亨嘉？
他可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一脉世袭罔替，传承百年，根基深厚。
既然朱由崧能在应天称帝，那他朱亨嘉为何不能在桂林登基，做这西南半壁江山的皇帝？
这般念头一旦生根，便如野草般疯长，任谁劝说都无济于事。
彼时，桂王朱由榔正被南迁的五位藩王缠得焦头烂额。
这几位藩王各怀心思，日日围着朱由榔，或撺掇他起兵，或逼迫他表态，硬生生将他逼得驻留广州，一门心思扑在子嗣之事上，连朝堂纷争都暂且搁在了一旁。
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混乱之际，靖江王朱亨嘉竟在毫无任何藩王支持、无兵无将的境况下，悍然迈出了称制的步子。
这般罔顾礼法、孤注一掷的疯狂操作，着实令人瞠目结舌，朝野上下闻之，无不暗叹“荒谬”，只当他是被权力冲昏了头脑。
朱亨嘉一旦下定决心，便雷厉风行。
他径直将桂林定为京都，虽对外暂称“监国”，却早已暗中行帝王之实。
他力排众议，公然废弃了乾德三年的纪年，硬生生改作“洪武二百七十九年”，妄图借太祖高皇帝的余威，为自己的僭越之举正名，拉拢那些念及旧朝的人心。
朝堂架构更是仓促搭建，却也做得有模有样：
广西都司府指挥使杨国威，因主动投靠，一跃成为大将军，兼领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还被封为兴业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王府中丞孙金鼎，作为朱亨嘉的亲信，擢升东阁大学士，跻身阁老之列，主理中枢文案；
王府给事中顾奕，升任户部尚书，掌管所谓的“天下财赋”；
原布政使关守箴，见风使舵投靠后，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手握官吏任免之权；
就连提学道余朝相，也不甘落后，出任国子监祭酒，竟还兼着吏部尚书一职，权责重叠混乱，却无人敢置喙半句——
毕竟，此刻的朱亨嘉，已是桂林城里说一不二的“皇帝”。
这临时拼凑的朝廷，核心骨架无非是靖江王府的旧属、原布政司与都司府的趋炎附之辈。
一群各怀心思的人聚在一处，有的贪图富贵，有的畏惧权势，倒也硬生生把朝堂的架子撑了起来。
靖江王府被朱亨嘉更名为“建天宫”，殿宇之上高悬“正大光明”匾额，唬人不已；
桂林府则升格为“建天府”，俨然一副开国定鼎的架势。
为了扩充实力，稳固自身统治，朱亨嘉更是下了一道荒唐的圣旨，将田州一带的土蛮狼兵正式纳入所谓的“朝廷正兵系统”，还一纸诏令颁给思州守备将军陈邦博，命他代领田州、恩州各地土司兵，晋封“西部大将军”，指望借西南土司的悍勇之力，为自己的“帝王梦”保驾护航。
瞿式耜与郑封彼时正分头在柳州、平乐一带暗访吏治，乔装成游学先生与账房先生，穿行于市井乡野，搜集着关守箴、杨国威尸位素餐的实证——
诸如柳州知府为讨好上司克扣军饷、平乐县丞勾结土司走私盐铁之类的罪证，已在行囊中积了厚厚一叠。
可当靖江王朱亨嘉僭越称帝的消息顺着驿道传来，先是由茶肆酒坊的闲谈入耳，再经亲信密探证实，二人惊得当场怔立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瞿式耜手中的折扇“啪”地掉在地上，扇面上“澄清玉宇”的题字沾满尘土；
郑封攥着账本的手指青筋暴起，指节泛白。
他们本就为广西官场的萎靡不振忧心忡忡，正欲借这些证据狠狠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