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大龄宫女来说，不用再做洒扫杂活，还能学新本事、领安稳俸禄，谁都盼着能抓住这份差事。
不过想进电报室没那么容易，这些报名的宫女得先集中培训，跟着研究院的人学收发报机的操作、信号与文字的转换，最后按考核成绩择优录取，手艺不扎实的根本留不下来。
就算没被选上也不用慌，朱有建早为淘汰的人安排了三条路：
体力好些的，能进工坊做些分拣零件、擦拭设备的轻活；
细心有耐心的，可去顺义皇庄当养殖员，负责照料鸡鸭、记录生长情况；
有点管理意识的，还能去矿城的加工工坊做管理人员，盯着物料进出、登记生产数量——
每条路都有正经俸禄，不用再担心未来没着落。
朱有建心里早有底气：
如今大明占着新矿、拓着新地，内库银钱充裕，别说养这几千宫女，就是再养几十万人也不在话下。
当然，想挣功勋积分还得靠实打实做事——
虽说民用领域的积分不像军功那样好攒，得靠日积月累，但只要踏踏实实干上二十年，稳稳能迈入功勋积分的第一层，不仅能领更高俸禄，还能有养老的归处，往后的日子只会更有奔头。
乾德二年六月初七、初八两天，被朱有建正式定为“无线电报日”和“固态电池日”——
初七那天要在西苑研究院摆上钢制的收发报机模型，让参与研发的工匠们挨个在纪念册上签字；
初八则会展示从初代“半人高电池”到便携款的迭代样品，专门请画师把这些成果画进《大明科技图录》；
就为了给无线电报与固态电池的发明留下清晰印记，让后人知道这两项改变通讯的技术是怎么来的。
随着大明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转向民生应用，越来越多的“成果日”被定义出来：
蒸汽机械曲辕犁的那天成了“农械日”，第一台蒸汽织布机运转成功的日子成了“纺织日”，连治好痘症的那天都被定为“医科日”。
每定下一个日子，贡献卓越的匠师也会被记录在对应页面里——
比如改良犁具的工部老工匠张顺，名字旁会附上他佝偻着腰画图纸的小像；
研究痘症的太医李默，事迹里会写他为了试药，亲自给自家孩子接种的往事，供后人纪念时能想起这些技术背后的人。
也正因如此，“重修历法”被研究院提上了日程——
朱有建特意召来编历的钦天监官员，明确要求必须把旧历里的闰月拆解掉，重新编订新历。
毕竟要是有人的纪念日落在闰月，得等上好几年才能正经过一次，连祭祀都没个准头，这显然不合他“让每个贡献都被记住”的心意。
最终编订的新历被命名为“乾日历”，十二个月天数分得均匀，再也没有闰月的麻烦；
纪年方式也跟着变了——
不再用皇帝年号纪年，而是改用“大明纪年”，从洪武皇帝开国那年算起。
比如原本的乾德二年，往前数两百七十七年就是开国元年，算下来就成了“大明二百七十八年”；
往后每年顺次累加，再也不用因为换皇帝就改年号，记起来也省事。
相关史料里，只要是牵涉大明历史的部分，都会在末尾附上一册薄薄的年号与大明纪年对照表，将每个年号对应的具体年份标注清楚：
永乐元年对应大明三十五年，万历元年对应大明二百零五年，连崇祯十七年都明明白白写着对应“大明二百七十六年”，一眼就能看清不同时期的时间关系。
王承恩、王德化和曹化淳三个大太监捧着这张对照表，凑在一块儿琢磨半天，才突然恍然大悟——
原来之前军演时，圣皇特意让人放了二百七十六发礼炮，当时他们还纳闷这数字没头没尾，现在才知道不是没缘由的，竟是圣皇早有改用大明纪年的心思，那礼炮数根本就是在暗合崇祯十七年对应的纪年，为的就是给改纪年铺路！
可他们哪知道，朱有建压根没这么强的前瞻性。
他当初定二百七十六发礼炮，纯粹是被日子推着走的偶然之举——
那会儿刚平定北方，又刚把崇祯年间的旧臣安置妥当，心里就想和崇祯年间的动荡彻底告别，琢磨着放几发礼炮图个吉利；
随手算了算崇祯在位十七年，再加上大明开国到崇祯的二百五十九年，凑起来正好二百七十六，就拍板定了这个数，不过是给新生活、新未来添个仪式感，哪想得到后来会和新纪年撞上。
朱有建压根懒得解释这礼炮数的巧合——
底下人愿意往“深谋远虑”上琢磨，就让他们琢磨去，反正只要这些琢磨不耽误正事，能让大明的日子越过越好，这点小事根本不值当较真。
在他看来，规矩本就是为人服务的，要是有些老规矩、老说法不适合当下的境况，那就干